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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風聞 發表於 2010-9-8 11:43 AM

騎士制度:歷史意義及文明影響

[color=#000][font=arial, sans-serif][size=16px]法國的騎士制度


阿伯丁大學法語教授,希爾斯(FSShears)

前面兩章已經表明,騎士制度實際上是一種法蘭西的製度。從古代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對凱爾特人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它的其中一些特徵事實上已經深深紮根在高盧人的性格中。他說,他們很容易被喚醒,隨時準備去戰鬥。如果他們被激怒,他們便會直接沖向敵人,在曠野中大膽地攻擊他。他們因而很容易被詭詐所打敗。他們會隨時隨地去戰鬥,戰鬥的目的不重要。此外,他們很單純,很本能,願意捍衛被壓迫者的事業。這樣一個族類顯然非常有利於那種激勵著中世紀時期的戰士和詩人的理想的發展。因此也就不難理解這種理想在11和12世紀的法蘭西為何會達到了完美的境地,因為它們屬於與創造了哥特式大教堂並以自身的文學和學術啟發了整個歐洲的文明同樣的文明;這一民族就像古代的猶太人部落一樣,為法蘭西贏得了上帝特選民族的稱號。就像法蘭西的建築師被派往國外建造大教堂那樣,就像來自各國的學者云集於巴黎吉納維夫山(Mount Genevieve)諸大師的腳下那樣,年輕的貴族動身前來法蘭西這個"禮儀、榮耀、勇敢的搖籃"學習騎士的規則。12世紀時,威爾士人吉拉爾多斯•坎布蘭西斯曾經說過,"法蘭西騎士的名聲享譽全球。" [58]至於英格蘭騎士,他們根本就無法與其大陸的伙伴相比。根據《不列顛歷史》(A History of Britain)的盎格魯-諾曼作者瓦斯(Wace)的說法,作為騎士時代最重要特徵之一的馬上比武,直到理查時期以前還不為英格蘭人所知,一個多世紀以後,參加過愛德華三世反對蘇格蘭戰爭的讓•勒•貝爾(Jehan le Bel)曾經說:在那些年代裡,英格蘭騎士披著過時的盔甲,並不受人尊重。



最古老的法國敘事詩《羅蘭之歌》向我們描繪了法蘭西騎士的第一幅全身肖像畫,該敘事詩可以追溯到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這首詩講的是查理曼歷史中的一個事件,它發生在該敘事詩形成前三個世紀:查理曼征服了西班牙後,在越過比利牛斯山脈回法國的途中,羅蘭伯爵指揮的一支斷後部隊,在龍塞斯瓦(Roncesvaux)關口遭到了襲擊並被打敗。這些都是嚴肅的歷史事實,但是,這對於遠古的聽眾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首詩為誰而唱。歌中的羅蘭並非歷史上的羅蘭,而是詩人創作出來吸引讀者的羅蘭,敘事詩把8世紀的武士改造成一位民族英雄,他反映出早期十字軍時代的所有理想與渴望。藝術家和雕塑家帶著對他的尊崇而工作,許多世紀以來詩人把他抬高到理想騎士的地位。查理曼的男爵們正是從這一羅蘭的身上找到了勇士的形象,因而我們便有了法蘭西騎士的第一個代表。

人們把羅蘭看作是在進攻撒拉遜人的鬥爭中走在基督徒最前面的鬥士。他騎著戰馬韋蘭迪夫(Veillantif),手舉長矛,並舞動著長長的三角旗。他開朗的笑容反映出青春活力和自信。他傲視著撒拉遜人,同時又以謙卑和禮貌的神態掃視著法蘭西人。當他向前騎行時,他對隨員們大聲喊道:"領主們,慢慢地向前走吧,這些異教徒正在走向毀滅;[59]今天我們將會贏得大量戰利品,比法蘭西任何國王所贏得的戰利品都要多。"

《羅蘭之歌》寫於騎士制度早期,當時貼有鎧甲的戰袍剛剛取代原始的皮革短上衣。

因此,這就難怪我們能夠發現詩人第一次以法語的形式使用"勇猛的"(chivalrous)這個詞來表達他對一位武士的欽佩,該詞最初是指一名騎士的體格性能。詩人說:"馬爾普林姆(Malprimes)的確勇武;他高大而強壯,無愧于他的祖先。"羅蘭擁有所有這些好的品質:詩人把他進攻時的威力比作獅和豹,他的力氣大到可以把敵人從頭盔到馬鞍劈成兩半。他根本不知道害怕是什麼滋味:儘管他只是用一小幫人馬來對付數量眾多的撒拉遜人,他拒絕吹響號角來讓查理曼知道他的危險,因為他擔心這樣做會被別人看作是自己對敵人膽怯,因而給他的家庭和國家帶來羞恥。奧利維耶(Olivier) 曾三次試圖勸服他;然而他的審慎只是激起羅蘭單槍匹馬地去對付敵人。他說:"上帝不允許我的父母受到責罵,也不允許美麗的法蘭西因為我的行為而蒙受羞辱。我要用我腰間的寶劍迪朗多狠狠地打擊敵人;你將看到寶劍的劍刃沾滿了鮮血。對於聚在一起的兇惡的異教徒來說,今天是一個不祥的日子;我發誓,所有的敵人將被殺死。"

但是,羅蘭吸引他同時代人的不僅僅是他的力氣與勇敢。他為查理曼的事業而戰鬥,這種事業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事業。查理曼是上帝在這個世界上的代言人;他得到了上帝的特別保護;天使加百利守護在他的床邊,提醒他有危險降臨。上帝為了他而創造奇蹟:當查理曼為了替羅蘭報仇而向異教徒推進時,掛在天空的太陽停止了運行,就像先知約書亞所做過的那樣。而且,查理曼的使命的神聖性是通過他的寶劍約伊斯(Joyeuse)表現出來的;其劍柄中含有那支神聖長矛的碎片--這把長矛曾刺穿過基督的側肋,當它被早期的十字軍戰士發現時,在歐洲引起巨大的轟動。與此相似,羅蘭的寶劍迪朗多,[60]本是皇帝按照上帝的旨意贈給其侄子的,當中含有聖母的衣服及其他聖物的碎片。

當羅蘭看到大批異教徒到來時,他首先急於要證明他是皇帝有用的封臣。他對他的朋友奧利維耶大喊:"皇帝把這支法蘭西軍隊交給我,總共兩萬名精選出來的士兵,他知道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膽小鬼。一個男子漢要為他的領主忍受艱難困苦;為了皇帝,他必須經受得起寒冷與酷暑的煎熬,為了他必須流血犧牲。我要用長矛打擊敵人,用皇帝賜給我的寶劍刺殺他們。如果我死了,得到這把寶劍的人將說:這是一位高貴的附庸留下來的武器。"

與此同時,大主教蒂爾潘(Turpin)對集合在一起的男爵們訓話,並為他們的戰鬥作準備。他講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話,這些話曾經響徹整個歐洲,他呼籲大家要忠於皇帝,忠於基督教的信仰。他說:"男爵們,查理把這項任務交給了我們;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國王而死。基督教世界處於危險之中,大家要伸出援手。你們將要進行戰鬥,因為撒拉遜人來到了我們的面前。懺悔你們犯下的罪行,請求上帝的寬恕。我將宣布免除你們的罪行,使你們的靈魂得救;如果你們戰死了,你們將成為神聖的殉道者,將在偉大的天堂裡贏得一席之地。"這種虔誠的場面不禁使我們想起早期十字軍東侵的類似情形,這些最初的武士都跪在地上,大主教以上帝的名義賜福給他們,他命令大家勇敢殺敵,以求贖罪。

最後,最令人難忘和最有特色的場面是詩人描寫羅蘭之死。羅蘭失去了他的戰馬韋蘭迪夫(Veillantif);他的戰友,包括奧利維耶與大主教均在戰鬥中死去。他受了傷,臉色蒼白,躺在一棵松樹下,他的臉望著西班牙,是為了向查理曼表明他是在征服中死去的。他知道他就要死了,他想起最珍貴的東西,想到培養他的查理曼,想到他的家人;他捶打著自己的胸脯請求得到原諒,並把右手的手套高高地舉向上帝,就像對著自己的君主那樣,於是,加百利和米迦勒兩位天使從天而降,把他的靈魂帶回天堂去。

[61]這就是我們在法蘭西早期作家中所看到的關於騎士的概念, 它主要是宗教精神的一個結果,這種精神同時也催生了大多數其他中世紀的成就。這些早期時代的騎士,都像查理曼和羅蘭那樣,負有一種宗教的使命:他們自始至終都是教會的僕人,他們行為準則的第一條就是捍衛基督教信仰。雷恩主教艾蒂安•德•富熱爾(Etienne de Fourgeres)在12世紀寫成的《儀表書》(Livre des Manieres)中說道,聖彼得給基督帶來了兩把利劍:一把交給教士,他通過革除教籍來懲罰作惡者,另一把交給騎士,他要討伐教會的敵人;教士的任務就是祈禱,騎士的任務就是捍衛信仰;因此騎士的利劍是神聖的;為了保護基督的人民,它被奉獻在聖壇上,而當它的持有人死的時候,它還是被歸還給聖壇。



法蘭西的早期編年史表明了詩人與佈道者的理想是如何反映在騎士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我們最熟悉的騎士就是陪伴法蘭西國王聖路易從事海外遠征的騎士。由於儒安維爾所寫的回憶錄, 我們得以毫無困難地了解到這些騎士的弱點與英雄行為,而不會冒把歷史混同於傳說的危險。而且,從宗教的角度看,儒安維爾的敘述不可能太過於渲染,因為這位編年史家並不是一名宗教狂。當聖路易問他,如何在做一個痲瘋病患者和犯下一個不可饒恕的罪行這二者當中選其一時,他宣稱他寧願犯下三十宗大罪也不願做一個痲瘋病患者。因此這樣一個人[62]不可能對他同時代人的宗教熱情有過高的估計,這從他對自己信仰的局限性的坦率承認中即可看出。

然而,回憶錄中的幾乎每一頁都證明宗教精神鼓舞著十字軍戰士。毫無疑問,儒安維爾前往聖地本身,就體現了騎士精神。像他之前的戈弗雷•德•布榮那樣,他把他所有的東西都典當出去用來支付他遠征的費用,他告訴我們,他戴上他的圍巾,跟著大家一起去朝聖,不敢再回頭,深怕自己的心因想到被他拋棄的城堡及孩子而變得軟弱起來。他到了馬賽;他寫道:"當馬和所有的人都上船後,船長對他的水手們說:'都準備好了嗎?'他們回答說,'是的,船長。讓教士們過來吧!'當他們走過來後,他對大家說:'大家以上帝的名義唱歌吧'。於是,大家一起'唱造物主賜給我們靈(Veni Creator Spiritus)'。然後,他對水手們喊道:'為了上帝,咱們啟航吧!'於是,船隻開始挪動。風非常大,不一會我們就離開了陸地,我們只看到天空與大海。"

沒有必要詳細描述這次倒霉的遠征。形勢對聖路易和他的男爵們非常不利。在埃及那酷熱的原野上紮營之後,才發現沒有任何補給品,大家都被籠罩在一片死亡的陰影之下,到處都是饑饉與疾病的景象。但是,象《羅蘭之歌》中的武士們那樣,為了宗教與榮耀,他們願意忍受任何苦難,也像羅蘭那樣,他們期待在天堂裡與聖人一起佔有一席之地。這位編年史家告訴我們,早些年前,這些騎士中的一人曾參加過反對日耳曼人的戰爭,他懇求上帝憐憫他,使他從反對基督徒的戰爭中擺脫出來,以便他得以死在服侍上帝的過程中,因而能贏得天國。儒安維爾還在另一個地方告訴我們有關一位勇敢的人的故事,他就是蘇瓦鬆的主教、卡斯特爾的詹姆斯勳爵;當他看到法蘭西人正朝著達米埃塔撤退時,他非常渴望能與上帝同在,不願意回到他出生的祖國去;於是,他快馬加鞭地朝敵人陣地衝去,[63]結果他便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土耳其人用劍把他殺死了,於是,他就與上帝同在,成為殉道者中的一員。

儒安維爾常常提醒我們路易國王就是一個好榜樣:他忠誠於人民的事業,決心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 "就像上帝出於對人民的愛而死那樣,國王也置個人的危難生死於度外,因為他愛他的人民。"當人們對國王回到法國的事議論紛紛時,儒安維爾對這種議論表示強烈反對;因為在離開法國時,他的一位堂兄講的一番話曾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位堂兄對他說:"你就要到海外去了,注意你是如何回來的;如果他落到了我們主的較為低劣的族類撒拉遜人的手裡、而其他騎士卻能夠活著回來的話,那麼將沒有一個騎士不感到恥辱。"

儒安維爾所描寫的其中一個場面與《羅蘭之歌》中的一個片段非常相似,羅蘭拒絕吹響號角請求查理援助他,這表明詩人對騎士榮譽感的表達,不過是現實的一種蒼白的反映罷了。一大群土耳其人包圍了儒安維爾及其夥伴,他們中許多人受了重傷,儒安維爾意識到,此時如果沒有聖徒幫助的話,就沒有希望了。在這一關鍵時刻,一名騎士看到了安茹伯爵,不過在事先詢問求助於他人是否與一名騎士的榮譽相符之前,他還不敢向他請求幫助。儒安維爾回想起這名騎士是如何向他走來的--他看上去象死人般可怕,因為他的臉被打腫了,他的鼻子幾乎掛在嘴唇上--他說:"先生,如果你認為我和我的繼承人都不會因此而招致責備的話,我將請求安茹伯爵的幫助,我看見他就在那邊的田野。"儒安維爾回答說:"我的埃韋拉德(Everard)老爺,我認為如果你拯救了我們的生命,你將會獲得巨大的榮耀;你的生命也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編年史家補充說,他講的是真話,因為這名騎士不久因傷勢過重死去了。

由於儒安維爾的細緻描寫,類似這樣一種英雄主義場面就更加令人震撼了,它說明十字軍戰士是頑強的鬥士,但畢竟不是聖徒。在日常生活中[64]仿效國王那種虔誠榜樣的騎士並不多。儒安維爾本人向國王宣布,他拒絕為窮人洗腳,因為清洗這些惡棍的腳會使他感到噁心。我們知道,聖路易曾盡其最大努力去壓制褻瀆行為;儒安維爾在認識他的二十二年裡,從來沒有聽到他罵過人;可是,儒安維爾說,在法國幾乎沒有人不開口罵人的。在攻占達米埃塔以後,在第一次勝利的興奮中,十字軍戰士的軍紀無不鬆弛下來,這與在類似環境下的其他大多數軍隊的行為幾乎沒有什麼兩樣。儒安維爾的一番話表明甚至領袖們也不能例外。這些人性的弱點只是被用來突出理想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們得以獲得如此壯觀的自我犧牲的榜樣。他們已經接受了詩人的許諾:

由於與路易在一起,

他對地獄絲毫不感到害怕,

因為他的靈魂將在天堂,

與主的天使同在。

儒安維爾描述了他如何在病床上聽到附近教堂持續的報喪鐘聲,並聽說每天有二十多具騎士的屍體被運去作追思彌撒---追思彌撒的主題是:"主啊,請解救我吧"(Libera me Domine);從這些段落中人們不難看出他們為了永不退縮的信仰而付出的代價。

儒安維爾講述的許多故事,使我們得以理解騎士的習俗與製度,其中有一個故事特別有趣,因為它說明了13世紀時騎士受尊敬的程度。儒安維爾對聖路易在敘利亞所從事的審判活動的公正性作出評論。國王的一名士兵打了儒安維爾的一名騎士,儒安維爾因此事而向國王告狀。聖路易開始時不願意採取行動,說那名士兵只是推了騎士一下。但是,儒安維爾則要挾說,如果能夠容忍一名軍士推擊一名騎士的話,他將不再為國王服務。國王於是命令冒犯者必須作出賠償道歉。他被帶了上來,[65]光著腳,只穿著襯衣與馬褲,被迫跪在這位騎士面前;然後他將一把劍遞給這位騎士,說:"老爺,我把手放在你的身上,是要向你道歉,我把劍給你,如果你覺得高興,你可以用它砍下我的手。"



聖路易遠征敘利亞,標誌著十字軍東侵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見到同樣的熱情了。當國王籌劃其針對突尼斯的第二次十字軍遠征時,曾經以一名忠實僕人的身份出現於巴勒斯坦的儒安維爾,卻對此次十字軍行動進行了強烈的反對。對於那些敦促他拿起十字架的人,他回答說,如果他留在國內幫助和保衛他的人民,會使上帝更高興。聖路易同時代的詩人呂特伯夫在《十字軍戰士與非十字軍戰士之間的對話》(Dialogue between the Crusader and the Non-Crusader)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反對意見。他說,後者最初拒絕拿起十字架,是因為參與遠征將意味著把他的財產賣出去卻一無所獲,而且還要把自己的孩子留給狗來照顧;他肯定地說,這絕對不是上帝的意願。而且,他繼續說,並非一定要到聖地才能贏得天堂;他不介意蘇丹的威脅:如果蘇丹到法蘭西來,他知道怎樣懲罰他,但是他無意跑到老遠的地方去尋找他。

與此同時,隨著宗教熱情的衰落,另外一種比較沒有那麼嚴厲的理想逐漸成為新的騎士準則,那就是對婦女的愛與服務。第四次十字軍的一位領導人科農•德•貝蒂納(Conon de Bethune)曾經寫過一首詩,該詩表明了一名12世紀的武士的感情是如何被割裂開的。詩人並沒有質疑騎士的職責:他知道所有披掛出征的人都將獲得永生,但是,他在出發時感到悲傷:他的悲傷來自他即將離開的女人,因為即使他的軀體想服侍主,他的心還是在他的情婦那裡:



啊!我的愛人,

你是多麼可愛和美麗,

我願意為你效勞終身,

可是每當想起就要向你告別,

我便撕心裂肺般的痛楚!

[66]上帝是否會出於仁慈

讓我們得以重新聚首

就如讓我們分離那樣?

天哪!我不想離去,

縱然我的軀體在為主效力,

而我的心卻完全屬於你。

在這裡我們擁有了一種情感,這種情感是最早時期的騎士所沒有的。在大多數法蘭西的早期詩歌中,騎士只專注於追求戰爭,對於漂亮異性的魅力通常無動於衷。曾有人說:"這些武士想得更多的是一根利矛或一匹良馬,而不是一位漂亮女人。"事實上,婦女在早期被瞧不起,詩人有時會告訴我們,領主如何利用他的封建權利毆打他的妻子。 《羅蘭之歌》中雖然也出現了一位楚楚動人的奧德(Aude)這樣的女性角色,但這位女主人公在整首詩中的地位並不重要;當羅蘭即將死去時,他想到了許多對他來說是最珍貴的東西,可是他並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位未婚妻,而後者在聽到未婚夫的死訊時,則昏厥了過去,並以死相許了。

對婦女態度的轉變發生在大約12世紀的中期。這部分是因為國家的相對穩定,財富的相對增加,人們的素養有了相應的提高,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南方的影響,通過路易七世與阿奎塔尼的埃莉諾(Eleanor)的通婚,南方與北方互相影響,在海外遠征的過程中互相融合。從此以後,婦女的影響佔了支配地位,它給生活與文學帶來了一種較為輕鬆的節奏。詩人們紛紛模仿普羅旺斯行吟詩人的風格,讚美貴婦人的完美,渴望她們的憐憫,尋求她們的優雅德行。如今,騎士戰鬥是為了贏得心愛的女人的歡心;戰神瑪爾斯(Mars)與愛神維納斯(Venus)結合在一起,"情慾"(amoureux)一詞現在不僅僅用來指情人,還用來指騎士的總體美德。最後,當時流行的觀念是,如果一個男人不是一個完美的情夫,就不可能是一個完美的騎士。

情人的完美主要是殷勤禮貌,該詞的意義在一首輕快短詩《影子之歌》(Lay of the Shadow)中體現了出來。一位騎士與一位女士正站在井邊。 [67]騎士打算把一枚戒指戴在女士的手指上以作為愛情的信物,可是,她要求他把戒指收回。他只好照辦。他看著這枚戒指說:"金子不會因為被戴在這樣一隻手指上而變黑。"然後,他斜靠在井邊,看到他情人的影子倒映在清澈的井水中。他說:"看呀!我不會保留這枚戒指,我漂亮的朋友將得到它,除了你,她是我最愛的女人。"女士問道:"她在哪裡呢?"他回答說: "她就是你的影子。"於是他把戒指扔進了井裡。

百年戰爭期間騎士的特點,就是把向女士獻殷勤與騎士其他的古老因素結合起來。無論參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他惟一公開承認的目的就是對女人的愛,這種程式往往伴隨著武力上的挑戰。那個時代的所有英雄背後都有一位情人,她鼓舞著他戰鬥的士氣。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話,那麼正是愛情首先激發了迪•蓋克蘭的戰斗勇氣:

戰鬥最初是因為愛情而爆發,

正是佔有情侶的慾望

使騎士擲出了勇猛的拳頭。

根據弗魯瓦薩爾的說法,甚至克雷西的戰勝者愛德華本人,也是因為出於對薩利斯伯里的伯爵夫人的愛慕而受到鼓舞的。

"武器與愛情"在百年戰爭期間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僅僅從弗魯瓦薩爾的編年史的一些段落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在遠征非洲期間,法國人注意到在撒拉遜人的隊伍中有一位年輕的摩爾人騎士,他騎著一匹神氣的戰馬,速度飛快,就像是在空中飛行一樣。除了一條穆斯林頭巾是白色的以外,他所穿戴的其餘服裝都是黑色的,他通常攜帶著三支有羽毛的尖利標槍,他非常熟練地使用它們。我們被告知,基督徒認為他的力量來自他對於其國內的一位女士的愛,她是突尼斯國王的女兒;一些在突尼斯城見過她的熱那亞商人說,她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這位編年史家還補充說,在攻城期間,法國騎士非常喜歡觀看他為展現對該女士的愛情而表演的武功,他們常常試圖捕捉他,[68]但是這位年輕的摩爾人騎術極其嫻熟,他們根本抓不到他。

那個時代另一個典型的故事是關於奧利維耶•莫尼(Olivier Mauni)與鷓鴣的故事。在雷恩(Rennes) 被蘭開斯特公爵圍困期間,有一位英國騎士手裡拿著從田裡抓來的一些鷓鴣,向城牆走去,他提出要跟負責防務的迪•蓋克蘭說話。這位英國人在城門口碰見了法國人奧利維耶•莫尼,於是兩個人便搭起話來,奧利維耶問他是要把鷓鴣送給還是賣給城裡的貴婦人。於是,這位英國人便宣佈為了這些婦女而向法國人挑戰。奧利維耶二話不說,他全副武裝,涉過護城河,戰鬥就在城牆底下、在雙方軍隊和雷恩婦女們的面前展開,人們都興致勃勃地擁到城垛上來觀戰。奧利維耶最後戰勝了對手;然後他就帶著這名對手--不管他願意還是不願意--穿過護城河進入城裡,他把他連同鷓鴣一起贈送給了女士們。

這個故事的結局非常有趣。獲勝者在決鬥中受了傷,需要一些草藥來療傷。於是他把他的俘虜叫來,答應給他自由,如果他能夠護送他安全地離開這座城市一個月的話。這位英國騎士陪同他的法國對手一起來到了蘭開斯特公爵那裡,公爵雖然因鷓鴣事件奚落了這名騎士,但還是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奧利維耶在英國人的營地裡受到熱情的款待,每天蘭開斯特公爵的私人醫生都來為他療傷,最後當他的傷口癒合時,他離開他的主人,主人送給他一個銀碟子,並要他給雷恩的婦女們帶去口信,表示她們可以常常得到鷓鴣。

在《編年史》裡描述那個時代向女士獻殷勤的許多其餘段落當中,有一個段落很少為騎士史學家所注意。它是所有段落中最有趣的一段,因為如果這一插曲是真的,那麼它對英國歷史就有一種重要的影響。當王后伊莎貝拉離開自己的丈夫愛德華二世、逃到法國去時,她最初希望能夠從她的哥哥法國國王那裡得到幫助。可是她在這方面失敗了,於是,她便轉而求助於埃諾的威廉(William of Hainault)和她的另一個兄弟約翰,[69]這兩人被當時人認為是騎士的楷模。這次她的請求並沒有落空。她作為亡命者身無分文地來到了瓦倫西耶尼(Valenciennes),這時埃諾的騎士們騎著馬出來迎接她,一路上還進行馬上槍術比賽來取悅她。許多人認為遠征英格蘭是一件太過於冒險的事情。可是埃諾的約翰並沒有因為有這樣的說法而氣餒。他宣稱:"每一名騎士都必須盡其最大的努力來幫助不幸中的女士。"他說,如果要他去死的話,他就應當死於為高貴女士的服務當中,因為她已經被從自己的王國里驅逐出來。於是,這次遠征便最終導致了愛德華二世的被廢黜,以及他的兒子、年輕的愛德華三世的即位。



儘管存在著對向女士獻殷勤的精神的頌揚,宗教虔誠仍然是騎士守則中最重要的一條。當弗魯瓦薩爾在其詩歌《榮耀的聖殿》(Temple d'Honneur)中對騎士的職責進行限定時,他的第一條規定就是,騎士必須服從教會的命令,虔誠地參加彌撒和懺悔,並在敬畏中服侍上帝。在戰前和至少在一個場合裡要進行祈禱,取得勝利以後要向上帝表示感恩;當唐•佩德羅(Don Pedro)感謝黑王子的幫助時,王子回答說:"感謝上帝、讚美上帝吧,因為給你帶來勝利的是上帝,而不是我。"

然而,在百年戰爭的歷史上,我們看不到激勵著早期十字軍騎士的那種宗教狂熱的跡象。我們再也沒有聽到要贏得天國的願望;弗魯瓦薩爾這樣談到他的同時代人:"這些戰士只有在死的時候才會介意有關寬恕的事情。"當我們閱讀關於14世紀十字軍的記載時,我們不得不同意巴伐利亞伯爵阿爾伯特(Albert)的看法:騎士參戰的唯一目的是"純粹要贏得此世的光榮"。這特別從編年史家對十字軍進攻非洲摩爾人的記載中可以看得出來。熱那亞人進行這場戰爭完全是出於商業利益,他們派特使到法國尋求幫助,[70]因為當時英法之間已經停戰,他們知道許多騎士"無事可做",會很高興加入他們的行列。法國騎士收到這個邀請後,為具有能"贏得榮耀"的前景而感到歡欣鼓舞,於是便告訴特使們,他們完全可以依賴他們的幫助來實現"拓展基督教信仰這一值得稱道的願望。"十字軍戰士到達非洲後,撒拉遜人想知道歐洲人為什麼要向他們宣戰,基督徒回答說,那是因為他們的祖先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就把上帝之子釘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穌基督。但是,撒拉遜人更加了解宗教史--弗魯瓦薩爾告訴我們,他們對這個回答予以嘲笑,並向法國人傳話說,他們的斷言是沒有根據的,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猶太人,而不是撒拉遜人。

在14世紀時,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些作者,他們宣稱戰爭的結局掌握在上帝手裡:甚至有人相信法國人在克雷西的戰敗是上帝對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穿著華麗的衣服,特別是短戰袍,它使人的形體暴露了出來。不過,更普遍的觀點是認為上帝根本就沒有插手像在百年戰爭期間那樣頻頻出現的血腥和殘酷場面。弗魯瓦薩爾說,"上帝的恩典固然不錯,可是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少領主不是依靠武力來增加財富的。"實際上,14世紀已經為其自身造就了一個比新約的上帝更加與其時代精神相協調的神。這個神就是命運女神。她最初被阿蘭•德•利勒(Alain de Lille)和讓•德•默恩(Jean de Meung)從博埃修斯的《哲學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一書中挖掘出來,從此以後她就被上百個詩人所歌唱、被無數的藝術家所刻畫。她甚至進入到大教堂裡,她的紡車出現於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她的這一形像似乎正在警告人們,不要過多地相信此世的幸福。在百年戰爭期間,當財富與權力迅速易手時,人們便把人類事務的不穩定性歸因於她。 "當他們長大成人,並自以為很安全時,命運女神卻把他們打翻在泥漿裡,[71]令他們比原來的地位更要低。"弗魯瓦薩爾是在談到出身貧寒的人時講這番話的。同樣的話題也出現在這位編年史家關於戰爭的敘述上--"瞬間發達,瞬間衰敗,這就是戰爭的本質。"因此,這個反复無常的女神,是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取代了基督教服務與自我犧牲的原則一個標誌。

然而,儘管宗教的因素有所減弱,但騎士準則仍然是重要的理想,它把慷慨與公平競爭的精神引入到戰爭的方法中去,這一點我們即使在20世紀也難以做到。維克托•雨果在《世紀傳奇》(Legende des Siecles)中回憶了騎士的年代,記述了羅蘭與奧利維耶之間的戰鬥,這些故事,都是從敘事詩《維恩的吉拉爾》( Girard de Vienne)中得來的。當羅蘭解除他的對手的武裝時,他拒絕繼續利用他的優勢,因為他認為這樣做與他的身份不配。於是,他命奧利維耶派人找來另一把鍛造得更好的劍。這一插曲在弗魯瓦薩爾所講述的事件中具有典型意義。當愛德華於1360年圍攻蘭斯時,一群英國騎士包圍了附近的科米西(Cormicy)城堡。在無法通過強攻拿下城堡的情況下,他們從列日的煤礦上找來一些礦工,命令他們在城堡下挖掘。在護城河下面建起了豎坑,一直通到要塞的主塔,坑道上端用柱子來支撐。當工程完成後,圍攻者要求與法國守軍首領談判,英國人告訴他,如果他看重自己的生命的話,他必須投降。法國騎士聽了後哈哈大笑,回答說他們在城堡裡過得很好,裡面並不缺少必需用品,他們相信城堡用堅硬的石頭和木頭建成,不會有塌下來的危險。然而,到了最後,礦工們在柱子上放了一把火,主塔分成兩半,掉到護城河裡去。這時,守衛城堡的士兵才同意出來,他們按照自己的承諾投降了英國人,他們還感謝英國人的禮貌周到!

根據騎士的準則,只要一名騎士在面對敵人時能體面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是輸是贏便變得不太重要。事實上曾有一位作者宣稱,如果他戰敗了,國王也不會責怪他;[72]相反,他有勇氣與比他強的對手一決高低,那是一種榮譽。普瓦提埃戰役後,黑王子設晚宴招待被俘獲的國王約翰,他堅持要親自謙恭地服侍這位戰俘,他跪了下來,稱讚國王那天的英勇行為。黑王子接著說:"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故意奉承您,我們這邊的人一致認為,如果您能屈尊戴上它的話,這個花冠應當獎給您。"

的確,14世紀騎士的勇敢行為容易遭致批評;如果那時候的騎士少點考慮個人的勇敢,多注意戰術的話,毫無疑問,他們會成為更好的士兵。可是我們對於那種無法把勇敢與魯莽區分開來的年輕氣盛帶有天然的欽佩之情。在百年戰爭的史學家所敘述的有關愚蠢的故事中,再沒有比星章騎士團(Order of the Star)的故事更為過分的了。編年史學家讓•勒•貝爾(Jehan le Bel)說,這個騎士團由約翰國王仿照亞瑟王時期的圓桌騎士的方式於1352年創立。它由法國三百名非常勇敢的騎士組成,每年國王均召集大家在一起,互相講述各自的輝煌歷險故事,或自上次聚會以來所經歷的事情。國王指定兩三名文員負責將這些歷險故事記錄下來,宮廷最後從中遴選出最勇敢和最有聲譽的騎士,並給予獎勵。不夠勇敢的人是絕對無法進入這一騎士圈子的,因為該圈子裡的人都必鬚髮誓決不在戰場上臨陣逃脫……可是,該騎士團成立的第二年便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大群來自英格蘭的武裝人員前來幫助蒙福特(Montfort)的伯爵夫人,他們蹂躪了查理•德•布盧瓦(Charles de Blois)所控制的鄉村,於是約翰王便派遣星章騎士前去阻攔。當英國人聽說他們到來時,便設計了一場伏擊;法國人鹵莽地往前推進,結果都被擊毀,全軍無一生還,包括八十九名星章騎士在內,因為他們曾經發誓決不後退。 [73]編年史家繼續說,這是最後一次聽到有關貴族騎士團的事情。

但是,這些戰爭最令人愉悅的特徵是對俘虜的處理。用弗魯瓦薩爾的話來說,對手被捕獲時,他會被當作是兄弟,在某個指定的時間限度內,他被允許回家並呆在自己家裡,然後他會自己跑回來交納贖金。與禮貌周到的準則剛好相反,贖金的額度定得相當高--高到足以讓交納人傾家蕩產。不過有時俘虜也被要求交付他能夠交納的款項,例如迪•蓋克蘭的情況就是如此,他被黑王子俘穫後,對於這名法國俘虜所說的他將要支付10萬法郎的巨額款項,王子表示十分驚訝;根據其傳記作家的說法,這名法國俘虜聲稱,在法國,沒有一位能夠紡紗織布的女人會吝嗇這個數目的贖金。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禮儀,無法遵循這一禮儀的人,都要受到嚴厲的批評。該編年史家就是出於這樣的理由表示出對日耳曼人的嚴重不滿的:他說,一名貴族寧可落入撒拉遜異教徒的手中,也不要被日耳曼人抓到,因為後者虐待他們的俘虜,並從俘虜身上勒索大筆錢財;他還說,沒有人會願意與這樣的民族並肩作戰。

在有關這一時代的總體秉性方面,我們不要為剛剛引用的記載所欺騙。毫無疑問,在舉出百年戰爭歷史上的某種慷慨行為的同時,我們可以說出一大堆殘暴與背信棄義的例子來,不過,這些騎士行為被當時的編年史家所強調,這對於14世紀的歷史而言並不是毫無意義的。

有關這一時期的騎士的一段敘述值得特別提及,因為它對流傳至今的授職儀式作了最好的描述。這段敘述來自修士聖德尼(St.Denis)所撰的編年史,他記載了法國國王查理六世如何給西西里國王和他的兄弟查理授予騎士稱號。儀式在聖德尼修道院舉行,該修道院是事先為王后及其女眷和王室家人修建的。在主庭中建造了一個長64碼、寬12碼的大廳,[74]大廳被白布和綠布覆蓋著,並裝飾著用金子和絲綢做的掛毯,不同的掛毯描繪不同的主題,其華麗程度足以令觀眾目瞪口呆。在修道院外面,120碼長的空間被推平,清出一片用作騎士比武的空地,並搭起一個亭子供女士們駐足,這些女士主要負責主持比武大會和頒發獎品。五月一日那天,兩位王子穿上特別的服裝,騎馬離開巴黎,前往聖德尼修道院。編年史學家說,根據古老的慣例,他們穿著一件用黑灰色料子做成的又寬又長的斗篷,他們的衣服上和馬俱上均沒有金飾。他們的身後還拖著和繫著一塊同樣質料的布作為服飾,這是當時出遠門時那些老扈從們經常要遵循的老習慣。他們一到達修道院,便先進入一個小院落,在那裡沐浴淨身,所需設備早就準備妥當。接著,他們把身上的衣服換成騎士的衣服,然後走進教堂,在教堂裡,他們在殉道者的聖物前祈禱。依照古老的慣例,在用完晚餐後,他們被領到聖壇前去整夜祈禱。翌日上午由主教主持彌撒大典。從國王的衛隊派來了兩名侍衛,從迴廊的側門進入教堂,他們各自手持一把出鞘的寶劍,劍把上懸掛著一個金色的踢馬刺。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國王,與國王一起走來的還有西西里王及其兄弟。他們走到聖壇前坐了下來,等待著法國王后和西西里王后的到來,這時,國王的教士開始唱彌撒。彌撒結束之後,主教走了過來,兩位王子跪在主教面前,要求被接納進騎士團。接著,他們便宣誓,國王為他們佩戴寶劍,並命一名騎士為他們系上踢馬刺。最後,主教向他們祝福,兩位騎士被領到宴會大廳,他們在那裡陪著國王、貴族和女士們用餐。用餐完畢,他們便通宵達旦地跳舞狂歡。接下來的四天時間主要是用來舉行馬上槍術比賽和大擺筵席,描述這些場面的修士不得不接著說:一個修道院本不該有這樣一種氣氛。

儀式並不總是像該編年史中所描述的那樣複雜,[75]這點無須多說。當聖路易的十字軍戰士在埃及登陸時,弗魯瓦薩爾在撒拉遜人面前把一艘小艇上的侍衛封為騎士,因此這次儀式最為簡單。騎士稱號的授予,常常是在戰鬥前後。弗魯瓦薩爾敘述的一個有趣故事,生動地勾勒出了這一習慣。當法國和英國的軍隊在約定開戰的那一天來到布龍佛斯(Buironfosse)時,在法國的隊伍中突然出現了一陣騷亂,他們以為英國人發起了進攻。於是,埃諾的約翰(John of Hainault)立刻組建起一支由40名騎士組成的隊伍;可是戰鬥並沒有開始;原來騷亂是由一隻野兔引起的,這隻野兔跑進了法國的營地,因此,這些新騎士後來就被稱為野兔騎士。



騎士制度的最後一個方面也不得不被考慮到,那就是比武大賽。這種比武大賽不僅在和平時期為騎士的尚武精神提供一種發洩途徑,令到他在戰鬥的空隙中也能夠贏得"榮譽",它也是那個時代的盛大的社交活動,因為它把來自各國的騎士聚攏在一起。特別在百年戰爭期間,只要敵對狀態暫停下來,我們就會看到騎士們在英吉利海峽兩邊來來往往,參加在英國或法國舉行的比武大會,參賽者都是最近在戰場上看到的老面孔。偶爾,比武大會也是成功騎士的一個收入來源,他能夠贏得馬匹或武器等大大小小的獎品:例如,《韻文故事集》(Fabliaux)一書為我們描寫了這樣一名騎士,他抱怨教會禁止騎士比武大賽,因為他被剝奪了謀生的唯一途徑。

比武大賽包括兩種形式,一種是一對一的騎馬或徒步槍術表演,另一種是狹義上的馬上比武,它採用多人互鬥的方式,實際上是模擬戰鬥。 1285年在肖旺西(Chauvency)舉行了一次標準的比武大會,其全程安排如下:第一天是星期天,為大會報到、有關人員集中和舉行慶典的時間;[76]星期一和星期二用來舉行一對一技藝表演;星期三為休息日;真正的馬上比武和多人互鬥則安排在星期四進行。在每一場比賽結束後的晚上,均有唱歌、跳舞和飲宴等娛樂活動。

弗魯瓦薩爾對聖安格勒韋爾(St.Inglevert)的報導,生動地勾勒出了比武大賽的準備工作的幾個重要步驟。當查理六世呆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 時,由於有城里女士們的陪伴,他感到快樂無比,這時有三名年輕貴族被這群女士的殷勤禮貌的社交熱情所激怒,於是便發起了挑戰,國王同意了,內容如下:

為了了解法國邊界和邊遠王國的高貴紳士、騎士及侍從,我們於5月20日來到了聖安格勒韋爾,我們將在這裡連續呆上三十天,除了星期五以外,其餘的每一天我們均宣布解除來自一切地區和國家的騎士和侍從受其行為規範束縛的誓約,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使用長矛或投射器、或兩者一起使用,通過五個回合來決定輸贏。在我們的住處外邊,我們會放置作為我們武器裝飾的戰爭之盾和和平之盾。無論誰想參加比武,請他提前一天到來,他必須觸摸他所選定的那一根標杆。如果他摸到戰爭之盾,他在第二天便須與他所摸的那個盾的所有人進行殊死的決戰;如果他摸到的是和平之盾,他將進行一場友誼的比賽。

凡是來觸摸我們盾牌的人,必須把自己的名字報給照看盾牌的人。凡是與我們比武的外國騎士和侍從,必須帶上一位貴族朋友,我們也會這樣做,這位陪同的朋友將決定各自一方應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方式。

我們請求所有接受我們挑戰的騎士和侍從,不要以為我們所進行的比武是出於專橫自大、傲慢、仇恨或不懷好意,因為我們唯一的願望是得到他們體面的支持和友誼……

這項告示在規定的集會前三個月已經在英國、西班牙、[77]德國、意大利公佈,目的是給來自遠方的騎士有足夠的時間作準備。與此同時,賽會的接待方也做好了充分準備:搭起了帳篷,指定了傳令員、喇叭手、樂人和歌手等,並為款待來賓運來了大量的好酒與食物。

我們將讓上述那三位法國騎士去伸張法國的榮譽,他們在整整三十天的時間裡都在扮演這樣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並沒有引起任何的傷害,因此我們將看看各種各樣的文獻所描述的有關比武的其他場面。本文的相關插圖選自15世紀一個名為《小讓•德•桑特》(Le Petit Jehan de Saintre)的作品。根據該作品,桑特在一支龐大隊伍的簇擁下來到了競技場,在他前面開路的有騎著馬的鼓手、歌手、喇叭手、傳令員、紋章主管員;軍械師用馱畜馱著一箱箱的武器;接著而來的是標有徽章的軍旗,它懸掛在一支長矛的頂端;桑特本人騎在一匹裝飾華麗的戰馬上,他的侍衛緊緊地跟隨其後。在比武開始以前,長矛必須經過度量過,然後兩名鬥士以自己的生命和榮譽對上帝發誓:他們決不使用靈符、藥草、魔咒或其他類型的魔鬼計謀,他們在內心裡決不產生惡意或仇恨,他們只是帶著獲取榮譽和好名聲、以及贏得女士們好感的目的參加比武。發完誓後,他們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帳篷去戴好自己的頭盔;戴好頭盔後,他們再走出來,此時,桑特在胸前劃十字,站在競技場中央的司儀大喊一聲:"開始!"於是,兩名鬥士向對方猛力衝去,"就像被打開鎖鏈的兩頭獅子。"

觀眾從看台上觀戰,他們盯著每一個動作,隨時準備抗議違反比賽規則的現象。插圖裡那位貴婦人臉上興奮的表情說明觀眾的情緒有時被帶到了頂峰。有一件作品描繪的是熱情高漲的婦人們把袖口和頭巾都脫了下來,以作為她們所喜愛的騎士的裝飾物,她們在比賽后才尷尬地發現自己竟然披頭散發和袒肩露臂;可是,當她們看到她們旁邊的人一樣地狼狽和凌亂時,[78]她們便會轉羞為喜,發出會心的笑聲。

觀眾兩旁的傳令員也大聲叫喊,支持他們的庇護人,並對比武的全過程進行高聲的評論。描繪肖旺西比武的詩歌談到,在一場激烈的比武中,兩名騎士都從馬上摔了下來,這時,一名傳令員走到女觀眾面前,對著她們大聲說:"看看這些騎士的命運是多麼悲慘啊;為了你們,他們典當了他們的土地和人;現在你們看到他們正處在死亡的危險中……至少你們應該用忠誠的鼓勵對這些體面地和無暇地為你們服務的人表示一些撫慰吧;有了這些鼓勵他們會更好受,因為上帝決不會讓一名教士聰明到用花十五天功夫從一名女士那裡得到的東西來教一名騎士達六十年之久。"



要確定騎士制度衰落的大致時間是很困難的。早在12世紀時,就有作家說那時的騎士制度並非原來的樣子,但是,這只能說明,在同時代人的眼中,騎士從來就沒有達到羅蘭所代表的理想主義的標準。而且,甚至在騎士制度"達到頂峰"時,我們也能夠找到社會對它的批評,這類批評可以跟斯塔埃爾夫人(Madame de Stael)的批評相媲美,她對現代法國缺乏騎士精神感到痛心。然而,毫無疑問,在14和15世紀期間,由於在戰爭中使用了更加實用的作戰方法,騎士的威望開始下降。查里五世看不起他父親約翰的騎士戰術,約翰就像武俠之歌中的英雄那樣,在普瓦提埃手提斧頭參加戰鬥;路易十一世在所有國王中最缺乏騎士風度,他的顧問科米納聲稱他相信弓箭手而不相信騎士。不過,騎士制度仍然獲得了某種道德力量,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財政大臣熱爾松(Gerson)的訓誡中看得出來,他譴責鋪張浪費和暴飲暴食的壞風氣,認為這些與騎士的效能不相符;我們還可以從克里斯蒂娜•德•皮桑[79]的作品中看到這一點,她在《奧西書信集》(Epistle of Othea)一書中,為騎士行為擬定了一百條戒律。而且在1398年,為了保護不幸的婦女,馬歇爾•布西科(Marshall Boucicault)還創立了白色女子騎士團(Order of the White Lady)。甚至在一個世紀以後或更後的時間裡,在意大利戰爭的"輝煌與硝煙"當中出現了某種騎士精神的複興,例如,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維亞被打敗並被俘獲之後,他給自己的母親寫信說:除了他自己的榮譽以外,別的所有東西都喪失了。然而,我們只須讀一讀布朗托姆(Brantome)關於查理八世進入那不勒斯的記載,就足以知道"高貴的騎士團"墮落到了什麼樣的程度:當這位國王穿過城市街道時,意大利女人以其華麗的穿著、美貌和高貴令法國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她們向國王請求獲得騎士頭銜。布朗托姆接著說:"國王為了取悅於這些夫人和有更多的時間來欣賞她們的美貌、高貴與華麗的服裝,他沒有拒絕她們的要求。"

可是,我們只是在16世紀時才遇見到像巴亞爾這樣一位傑出的人物,他是一位毫不畏懼和無可挑剔的騎士,在法國取得馬里尼亞諾勝利後,他授予年輕的君主弗朗西斯一世騎士稱號。自法國詩人讚頌羅蘭的美德以來,四個多世紀已經過去了,在這期間,"騎士的"(chivalrous)這一術語逐漸地表達出許多概念來;不過,我們要想在巴亞爾的特質中認出--如他的傳記作家和忠實的僕從所記載的那樣--我們發現於早期敘事詩中的理想騎士的概念,是沒有任何困難的。他說:"當優秀的騎士毫不畏懼和無可挑剔地死去時,所有的騎士都應當服喪致哀……他把熱愛和敬畏上帝擺在萬事萬物之上,從不詛咒和褻瀆他,在一切萬物中只倚賴於他……他的勇猛無與倫比,在審慎方面他像費比烏斯•馬克西姆,在敏銳進取方面他像科里俄拉尼斯,在力量和勇氣方面他像赫克托,對敵人兇猛殘酷,對朋友溫和平靜、殷勤和藹……他是一名偉大的施捨者,但他總是偷偷地施捨……他內心裡尊重一位只有一百法郎收入的高尚紳士,就像尊重一位有十萬法郎收入的君王一樣。[80]他完全鄙視世間的不義之財,他清楚地證明,他死的時候並沒有比他出生時更富有。"


德國的騎士制度

倫敦大學德語教授,阿特金斯(HGAtkins)

在討論"德國的騎士制度"這個話題時,我將盡可能把範圍限定在騎士以及這個國家所特有的騎士精神的體現上。前面幾位作者已經談及許多基本問題,因此我有更多的時間來闡述我這個特別的主題。

在德國像在其他別的地方一樣,騎士制度建立在封建主義這樣一個物質基礎之上,並在十字軍當中找到了其理想的活動領域。除了為俗世的領主效勞之外,還加上了為天國的領主效勞;武士成為基督教騎士。當在為領主效勞和為上帝效勞之外,再加上為女士效勞的時候,中世紀騎士在生活和藝術上的理想就變得十分全面了--德語通常使用Herrendienst(為領主效勞),Gottesdienst(為上帝效勞),Frauendienst(為女士效勞)等三個詞語來概括這三項內容。

法國被公認為是產生騎士制度的國家。那麼,德國在這種制度的形成或造就這種制度產生的條件方面起到過什麼樣的作用呢?如果我們回到封建制度--這是騎士制度崛起的必要條件--形成的初期,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時代:那時法國和德國作為兩個截然分開的實體並不存在,因此要說出哪個國家首先在騎士制度方面走出第一步是不可能的。

儘管其前人已經有了某些發端,但封建制度肯定是由查理曼建立起來的,他用這種制度取代了更為古老的日耳曼體制,這在《尼伯龍根之歌》 中得到了反映;在這種制度下,國家被認為是王室的私有財產,國王被一班忠心耿耿的武士所包圍,因為服務與報酬的共同利益把他們與主人連結在一起。

[82]第一個得到聖城的封建君主權的人正是日耳曼諸侯和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十字軍戰士試圖為查理曼的這種權利辯護,並把它轉變成一種確鑿的現實。如巴克博士(Dr.Barker)所說:"查理曼與耶路撒冷的關係極其密切:該城主教曾於800年把該城的鑰匙和一個高腳杯贈送給他;807年,哈龍•阿爾-拉西德也確認了這一象徵性的轉讓,並承認查理曼是耶路撒冷的保護者和聖墓教堂的所有者。查理曼在聖城創辦了一間收容院和一座圖書館;這使他成為第一位十字軍戰士和聖地的征服者,如此看來,後來的傳說並非沒有事實根據。"

在他的孫輩統治時期,根據843年的《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查理曼帝國分裂成為三個獨立王國,它們演變成現代的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三個國家。在三個國家中最西邊的西法蘭克,即後來的法蘭西,(Frankenreich,Francia),由於日耳曼種族與拉丁文明的接觸而逐漸產生了騎士制度。諾曼人(Nordmannen)於911年建立了自己的諾曼底公國,到了該世紀末期,他們又殖民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島,其實,封建主義對騎士制度的貢獻,在諾曼人身上體現得更加直接。因此,如果說12世紀的德意志人是從法蘭西學到了騎士制度的話,那麼他們不過是從他們的日耳曼的堂兄弟那裡學到的, 即從他們那裡重新拿回了一部分古代的共同遺產,這一遺產受到了另一種類型的文化的潛在影響。

封建主義起源於把土地頒授給法蘭克君主國的官員,這種土地頒授造就了一個特權階級,它的地產與權利最後變成世襲。在查理曼和他的繼任者進行戰爭期間,這些有土地的貴族在國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穿盔戴甲的騎士日益顯得重要,因而有必要擴大這支特別能戰鬥的階級的數量,從12世紀開始,通過與古老的自由騎士的合併,[83]騎士結構發生了變化,從而獲得了一個德國的名字:Ministeriales 或Dienstmannen 。這些騎士是貴族或王侯、甚至是皇帝本人的附庸,作為服兵役的回報,他們從領主那裡得到封地,而且往往獲得相當重要的職位和影響力。儘管他們仍然使用其領主的姓氏--就像一個蘇格蘭氏族使用其氏族首領的姓氏那樣,但他們也常常得到自由封臣的身份。他們在財富和聲望方面有可能超過較老的自由貴族成員--特別是如果他們是為皇帝服務的話,他們所擁有的優勢令到上述這一等級的一些成員加入他們的行列中去。正是這個新的騎士階級,即Dienstmannen,為中世紀德國文學史上的主要詩人提供了素材。

儘管騎士的起源不同,但他們都屬於一個特權階級;從皇帝以下,所有的騎士都是戰友,地位平等。騎士們不僅在自己的國家裡,而且在所有國家裡都被訓練成為一個巨大團體的成員。它是一個世界性的等級體系,是朝著普遍性方向努力、尋求整個已知世界一體化的一種體現--與現代精神相比,這一點正是中世紀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之一。

然而,儘管在這個階級的內部存在著一種足以消除一切出身或財富上的差異的共同精神,可是這個特權階級卻被一條巨大的鴻溝從普通民眾當中分離出來。它已經適應了中世紀社會那種呆板的構架,在這個構架裡,人們擁有自己的位置和權利--不是作為一個個體或作為單個的人,而是作為社會有機體中的一個貼有標籤的單元。

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之上嫁接出了騎士制度的理想,這種騎士理想是德國人從其西方鄰居那裡學來的。在法國形成了一套有關新的社會理想的禮儀和儀式;於是便產生了一種顯示出謙卑的力量概念,這概念既包含著"面善心狠",也包含著較強性別對較弱性別的自願服從。騎士準則中的許多內容均與較早時期德國人生活所特有的美德形成鮮明的對照。 [84]人們幾乎無法想像,任何類似於其實際形式的騎士理想竟然會自發地產生於德國的土壤上。在沒有在道德價值的範圍中對德國人的民族性格作出任何評估的情況下就提出這一假設,這也許是一種冒險。這並不是優越或卑劣的問題,而是差異的問題。騎士制度的基本美德本身是高尚的,因而人們才能在任何慷慨的民族的靈魂中找到一種反響;不過與這種崇高和深遠相混雜的是大量的矯揉造作和人造痕跡,人們期望,德國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樣一種不自然的特徵,比其他某些民族要少些,而後者則常常喧賓奪主,結果便失去了其最寶貴的東西。社會交際中的優雅從來就不是德國人突出的民族秉性,德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實際上,他們很容易鄙視而不是欣賞這一秉性,他們把該秉性與偽善聯繫起來。格言"Sein nicht Schein"--"是什麼,不要看起來像什麼",便道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德國人的本能,即蔑視一切模擬造作的傾向。

因此,在整個中世紀裡,法國被廣泛地認為是產生了新型騎士文化的國度,在整個歐洲中,法國人被認為是殷勤禮節與社會修養的主人。 12世紀時被引入德語中的有關比武、盔甲、服裝和食物的法語名稱,便證明了這一起源。用法語單詞來取代德語同義詞、或在德語單詞後面加上法語單詞的詞尾,均被認為是一種時尚。在最初時,由於法國北部的騎士是最重要的榜樣,而佛蘭德騎士又是德國人最近的鄰居,因此他們也是最早讓德國人著迷的騎士,既然他們是這種新型文化的享有威望的傳播者,我們便在一種德國禮儀混合語中找到了許多佛蘭德語的詞彙。

因此,法國習俗總是被其德國的伙伴原封不動地加以採納,這並不是開玩笑。甚至所有儀式中最重要的儀式--騎士封授儀式,也在德國中採取了一種不同的形式。用劍輕輕敲打被封者的肩膀,法語用colée,表示"敲打"的意思,德語則用swertleite,這是一種給年輕騎士佩戴寶劍的儀式。 [85]只是到了後來,colée即德語的Ritterschlag才變成了加入騎士隊伍的象徵。

在德國,騎士的黃金時代無疑是在著名的紅鬍子、皇帝腓特烈一世--在意大利被稱作"巴巴盧莎" --統治時期。他後來成為傳說中的理想的騎士英雄。 1184年,巴巴盧莎在聖靈降臨節期間為自己的兩個兒子亨利和腓特烈舉行騎士封授儀式,這一莊嚴的典禮把這個新等級的正式形成及其重要性和尊嚴彰顯給了整個西方世界。據說當時有70,000名騎士參加了典禮,他們不僅來自德國,而且來自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進行典禮的三天時間內,所有重要騎士都成了皇帝的客人;為了招待他們,在萊茵河畔的曠野上建起了一整片的帳篷和窩棚;騎士們竭盡所能地顯示出了華麗的服飾、莊重的禮儀、殷勤禮貌的風度、嫻熟的技能和威武勇猛的氣概。巴巴盧莎不顧六十歲高齡,親手折斷了一根最好的長矛。海因里希•馮•費爾德克(Heinrich von Veldecke)是新宮廷史詩的第一位詩人,他在《埃尼伊特》(Eneit)一詩中,把這一場盛大的典禮比作埃尼亞斯(Aeneas)和拉維妮雅(Lavinia) 的婚禮,因為他親眼目睹了這一盛典:

我從來沒有聽說
歷史上有過像埃尼亞斯的婚禮
那樣盛大的慶典,
除非是美茵茲的典禮,
在這場典禮上,
皇帝腓特烈
為兩個兒子頒授騎士爵位。

三年以後,在1187年的複活節期間,在美茵茲出現了又一次隆重的聚會:"Christi Reichstag"--"基督的議會",此次集會決定參加第三次十字軍。巴巴盧莎在四十年前曾經參加過第二次十字軍,現在他又一次系上了十字架徽章,然後加入到十字軍的行列中去,他像一名行俠仗義的騎士那樣,正式地向對手薩拉丁發出了挑戰。 [86]從這一次開始,十字軍在德國人的思想和政策中扮演了真正重要的角色。在政策領域裡,他們增加了一種新的妨礙因素,可是在國家的知識生活中,他們通過把德國騎士帶入到有教養的西方社會的禮儀中而發揮了一種開明和刺激性的影響。

歷史和傳說都說到這位老英雄在眼看就要實現自己的目標時,卻死在亞美尼亞的卡利克努斯河(Kalykadnus)裡,可是在德國人的心目中,他作為人們一切抱負的象徵和體現仍然活在世上,這種抱負在騎士制度當中找到了信念,在十字軍當中也常常找到有價值的表達和成就。

巴巴盧莎由他的兒子亨利六世 接任。亨利在不止一個方面是出類拔萃的。從他的身上,我們敏銳地看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那是許多騎士英雄所特有的。作為一個擅長寫柔情與激情詩歌的作家,他的名字被光榮地刻在吟遊詩人名人錄上。他寫的一首題為《偉大的海德堡》(the Great Heidelburt)的詩歌和一個斯圖加特手稿,被放在這些偉大的歌集的最前面,這些歌集的開頭是這位皇帝頭戴皇冠、手拿權杖、坐在寶座上的畫像。他在年輕時,宣稱自己可以容忍失去他的皇冠,卻不能容忍失去自己心愛的人。然而除了柔情的一面以外,他沒有他父親的魅力,或者他父親那種真正的騎士品格。他繼承王位後,衝突與對立很快就把這位多愁善感的年輕人磨煉成為一個苛刻和殘忍的現實主義者。沒有人像他那樣放肆地使用帝國的權力--"他是他那個年代最偉大的政治家,在許多方面他是繼查理曼之後最偉大的皇帝。" 但是,他同樣會做出一些卑鄙低下和令人厭惡的殘暴事情來。他在英國出了名,除了其他原因外,主要原因是他把狮心理查關在特里斐斯的城堡達一年多,只是在得到了一大筆贖金之後,他才肯放人。 1194年他懷疑在意大利的巴勒莫有一個反對他的陰謀,於是嫌疑人被以最殘酷的方式處死:喬丹伯爵(Count Jordan)被放置在燒紅的寶座上,用釘子把燒紅的皇冠釘在他的頭上,其餘的人則先被用馬拉過街道,然後再被處以絞刑、火刑或遭活埋。 1197年,[87]他在統治了七年之後,在32歲時死去,不過他短暫的生涯倒是質樸的中世紀所特有的戲劇性反差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不打算詳細談論十字軍東侵的總體情況或德國參與十字軍東侵的具體情況--這個話題已經被研究得很多和很好,我只想簡單地談談巴克博士(Dr. Barker)早已提到的工作。但是,有一個問題還是需要更全面地來考慮。赫恩肖教授早已論述了較大的十字軍騎士團,其中包括醫護騎士團、聖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在這三個騎士團中,條頓騎士團最令我們感興趣,因為不但它的所有成員都是德國人,而且它在德國的--而不是聖地的--歷史舞台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三大騎士團中,條頓騎士團成立的時間最晚,在1198年時它才成為一個單獨的機構。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國被毀滅以後,德國的騎士無家可歸,他們在威尼斯暫時居住了一段時間。此後,受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委託,並得到教皇格列哥裡九世的批准,他們在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查(Hermann von Salza)的帶領下,開始執行一次重要而又艱苦的任務,那就是對作為異教徒的普魯士人進行皈依和教化。這是一場漫長而又充滿血腥的鬥爭,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戰爭之後,他們才成功地鞏固了自己的王國,即日耳曼人的普魯士騎士領地。 1309年,這位團長在諾加特(Nogat)上的馬林堡建立了自己的官邸,從此以後,普魯士便以這個豪華的官邸為中心,被以模範的方式統治了兩百年,並成為日耳曼最繁榮的省份之一。建城堡是為保證新領土的安全,在城堡的周圍發展出了許多城鎮,其中最有名的是柯尼斯堡。在馬林堡,團長受到大約三十名"騎士團領地指揮員"(Komture)的支持,他們來自各個各自為政的騎士團據點。在14世紀下半葉,農業的繁榮、貿易與商業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可是到了15世紀時,開始出現了逐漸衰落的現象;城鎮謀求獨立,而騎士團以外的貴族則與波蘭人合作。在1410年,騎士團在坦能堡戰役中遭到波蘭人的重創,[88]在進行了一場長期的鬥爭之後,1466年,騎士團在所謂"帶刺的和平條約"的逼迫下,把其領地的一半即西普魯士,連同團長官邸所在地馬林堡一起割讓給了波蘭人,它自身則以波蘭人封地的形式保留了東邊的一半,即東普魯士,並以柯尼斯堡作為其首府。自此,騎士團的這顆明星開始隕落,要不是騎士團團長霍亨左倫家族的阿爾布雷希特•馮•勃蘭登堡(Albrecht von Brandenburg)於1525年時把騎士團領地轉變成為波蘭國王所持有的世襲公爵領地的話,東普魯士也會落到波蘭人的手裡的。

作為路德早年的一名追隨者,阿爾布雷希特也是第一個偉大的精神貴族,他利用了騎士團領地世俗化改革所提供的可能性,把自己變成了一位世俗王侯。後來美因茲和科隆的大主教也作過同樣的嘗試,但是沒有成功。然而,阿爾布雷希特的家族統治是短命的。他的爵位由其兒子繼承,他的兒子死後,普魯士便落入他的女婿約翰•斯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的手中,此人是勃蘭登堡的選帝侯,即大選帝侯的祖父。於是,我們便看到了一個偉大的十字軍騎士團的歷史,這個騎士團與現代歐洲中最著名的一塊領地和王朝有著密切的關係。

如果說德國的騎士通過與其法國同伴在十字軍東侵中的接觸,很快就學習到12世紀生活和行為舉止上謙恭(courtoisie)的新理想,那麼他們也很快便學習到對這些理想的文學表達方式。在非常短暫的時間裡,新文學憑著自身的藝術技巧和優雅,取代了較為簡樸和較為自發的天然形式。在法國,"武俠之歌"在12世紀時讓位給了亞瑟王的圓桌騎士式的敘事詩。克雷蒂安•德•特魯亞的作品只是在1160-1175年間才出現於法國,可是它早在1191或1192年就由哈特曼•馮•奧埃介紹到德國來。德國人模仿普羅旺斯詩人和法國北部詩人的寫作風格;普羅旺斯詩人側重於抒情詩,而北部詩人則擅長於敘事詩。

我們知道,騎士階級在這場新文學運動中起帶頭作用。偉大的海德堡手稿包含了140位詩人的作品;[89]這些作品的作者除了皇帝亨利以外,還有國王、王侯、伯爵、男爵以及一般騎士。詩歌作者不再是修士或吟遊詩人,而是巨大的世俗團體的成員。因此,這種文學本身就具有騎士氣派;"騎士社會的"(H?fisch)一詞本身就是這個新時代的最高的讚美詞。這些騎士詩人首先對自己的騎士身份感到自豪,他們把自己的詩歌成就看作是偉大騎士等級的尊貴身份的一種附屬品。因此,哈特曼o馮o奧埃在其兩個獨立作品中,一開始便稱自己是一名騎士,然後便小心翼翼地澄清說,自己只是在沒有嚴肅工作的時候才去進行文學創作的。沃爾夫南姆•馮•埃森巴赫坦率地承認,軍事生涯才是他的真正職業,而對於文學,自己無異於是文盲。

在這種新潮流的影響下,詩人們首先背棄了古老的民族英雄故事。像古德龍(Gudrun)那樣粗俗和嚴酷的武士、像布倫希爾德(Brunhilde)那樣在體力格逐中擊敗了其求婚者自己卻被吹到海上去受盡折磨的女主人公們,開始被充滿著理想和較為文雅的人物所取代。在較晚時,他們的確恢復了自身,他們用騎士的服裝刷新自己和裝飾自己,使自己更適合於出現在宮廷上;但是,西格弗里德和迪特里希(Dietrich)曾經一度為埃里克(Erec)和伊維因(Iwein)及其他亞瑟時代的騎士讓路。野蠻的體力較量、拋石塊、擲標槍以及樹林裡的瘋狂追逐等,讓位給了正式的比武和比賽。社會道德價值觀也隨之出現了重大的調整。有關勇敢(mannesmuot)和忠誠(triuwe)等古老的日耳曼人美德被保留了下來。但是,這種忠誠不再是冷酷無情的破壞性力量--如哈根(Hagen)在《尼伯龍根之歌》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對君主或女士的忠誠被排除在其他道德要求之外,並認為說謊、背信棄義和暗殺是正當的。它融入了較為文雅和較多的基督教美德。如今,節制(*** Maze)成了一種理想的品質--即遵守既定的行為標準和具有社會道德約束力的、或高或低水平下的"良好範式"。在瓦爾特的一首著名詩歌中,它被描述成一切社會美德的源泉。高度的信心(Hoher muot)也是真正騎士所特有的一種品質,這意味著一名騎士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和強烈的進取心。 [90]堅韌不拔(Staete)對於騎士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慷慨大方(milte)作為騎士的另一個重要美德,長期以來受到騎士歌手的高度讚揚。這是一個海闊天高、獨來獨往的世界,那個時代富有的庇護者那種出手大方的好客熱情是今天我們所難以想像的一件事情。這也是一切高級流浪漢和低級流浪漢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對於任何具有流浪性格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瓦爾特•馮•德爾•佛格爾魏德在他的一首詩中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生動和有趣的圖畫,詩人自己因為沒能分享被丟棄的財寶和沒能參與瓦特堡--赫爾曼•馮•圖林根(Hermann von Thüringen)伯爵的宮廷所在地及傳說中的歌手大賽的場所--的狂野活動而感到失望,這一失望為該圖畫增添了色彩。

如果你認識聽力不佳的人,

請你替我傳話,除非他想讓自己的耳鼓被撕裂,

叫他不要靠近圖林根 的宮廷。

在一群人把另一群人擠到門口之前,

我已經加入到大家的行列當中,

直到我再也不能擠進去為止;

人們所能聽到的只是奇妙的聲音。

伯爵的確是這樣營造他的宮廷的,

為了這些可愛的俠士,

他一定花光了他的所有,

他自己就是一位真正的優勝者。

我知道他的奢華氣度和不凡的身手:

如果他為一桶酒而一擲千金,

騎士們無不發現他的酒杯常常溢滿。

他們試圖把榮譽(ere)、世俗財富(guot)與上帝的恩典(gotes hulde)合併一起,這是瓦爾特在他那首很可能是最有名的詩中所悲嘆的困難任務。這首詩寫於亨利六世死後的那段國內紛爭頻仍和混亂的日子裡,這解釋了它在結束時為何充滿陰鬱悲觀的語調。他所描繪的那種雕像般莊嚴的姿態激勵了那個著名圖解的重新出版,就如同斯圖加特手抄本中的變體那樣。

我曾經兩腿交叉地坐在一塊石頭上獨自沉思。

一隻手放在膝蓋上,另一隻手托著下巴。

我就坐在那裡,陷入深深的沉思,

我在思考一個人一生應該怎樣度過,

為了擁有這個世界,

所有的男人都應該重視三樣東西:

[91]榮譽與世俗的財富--

這兩樣東西往往會互相帶來傷害--

最後一樣是上帝的恩典,

可是如今,人們更看重頭兩樣東西。

我很高興把這三樣東西都奉為神聖,

嗚呼哀哉,這三樣東西卻不能同時存在一個人的心裡。

人們的行為後面藏著不忠,

罪惡到處肆虐,

大大挫傷了正義與和平。

除非榮譽和財富退居其次,

否則,上帝的恩典連同這二者,

均無安全可言。

反映這些新理想的文學作品,無論它們的來源或主題是什麼,都是從法國傳入德國的,因為法國是中世紀偉大的信息交換場所。在其中心,有亞瑟王傳奇故事,它在法國已經發展成為表達騎士理想的一種載體。人們的興趣不再放在為國家和信仰而進行的民族鬥爭上,而是轉向單個的騎士和他們稀奇古怪的冒險經歷上;作為一個背景,我們擁有凱爾特人的仙境,這個仙境孕育出了毒龍、巨人、吃人妖魔、侏儒及神秘城堡等故事。它就是中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物質經濟基礎。勞動者只是被看作是一群行為粗俗、脾氣古怪的人,是這些高等級人士的襯托,他們無法分享後者的行為準則,也無法理解後者的禮儀。

然而,德國人並不僅僅是翻譯者;他們在不同程度上給他們的譯本蓋上他們自己的和具有民族特性的烙印。從整體上看,法國人更加現實地描寫他們的人物及其行為,而德國人則把這些人物和行為加以理想化。法國人的態度更趨於客觀,而德國人則允許自己的情感立場表露出來。德國人更加詳盡地敘述所涉及的道德問題;法國人較為天真,我們發現他們能夠反省,有些形而上。

雖然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主要詩人是南部德國人--哈特曼是士瓦本人,沃爾夫南姆是巴伐利亞人,戈特弗里德是阿爾薩斯人,瓦爾特是奧地利人--但把騎士敘事詩引進德國的海因里希•馮•費爾德克卻是下萊茵地區人,[92]他出生在梅斯特利希特(Maestricht)附近。我們知道,德國的這一地區特別受到法國的影響,在第一次十字軍東侵期間佛蘭德騎士起著重要的作用。新的時尚正是從中萊茵和下萊茵地區傳播到德國的其他地區的。

費爾德克的《埃尼伊特》出現於1180至1190年間。它並不是維吉爾的忠實翻譯本,而是一名匿名的諾曼詩人於大約1160年間所寫的《埃尼亞斯傳奇》(Roman d'Eneas)的自由和個性化的翻譯本。該法國人早已使用那個時代的樸實風格把這一拉丁作品變成了一首騎士敘事詩,而費爾德克則在這一點上仿效了他。就當時而言,這種優美的韻律新形式的第一個範例的重要性,可以從他的同時代詩人的讚美之詞中看得出來。沃爾夫南姆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師,稱他為"賢哲費爾德克",而戈特弗里德•馮•斯特拉茲堡則用華麗的詞藻說他把第一枝嫩枝嫁接到德國的語言之中,它已經長成開滿鮮花的樹枝。

使當時人受到吸引的,並不是歷史的真實性--當時人對這種歷史真實性是完全冷漠的--而是那幅刻畫埃尼亞斯及其勇士們的冒險經歷、他與迪多(Dido) 和拉維妮雅(Lavinia)的浪漫而又傷感的風流韻事、有關盔甲和比武的描述以及宮廷生活的華麗與盛大儀式等生動畫卷。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詩人所描繪的埃尼亞斯與拉維妮雅的婚禮場面之壯觀,只有1184年巴巴盧莎在聖靈降臨節期間舉行的盛大典禮可以與之相媲美。

如果說費爾德克創作出了第一首騎士敘事詩,那麼,哈特曼•馮•奧埃這位士瓦本人則把亞瑟王敘事詩介紹進德國來。從許多方面來說,他都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詩人。他在《可憐的海因利希》(Der arme Heinrich)開首幾行中告訴我們,他本人是侍從中的一名成員,是一家貴族的附庸。

有一名騎士是如此博學,

他能夠讀通他在書中

看到的任何東西。

他的名字叫哈特曼,

他是奧埃的一名附庸。

[93]他顯然比大多數人接受過更好的教育。我們知道他參加過一次十字軍。他寫過兩個短篇宗教故事,一個是傳奇《格列哥里烏斯》(Gregorius),另一個就是田園詩式的故事《可憐的海因利希》,後者長期受到人們的喜愛,各色各樣的詩人都在復述著這一故事。英語讀者主要是從朗費羅的《金色傳奇》(Golden Legend)中了解到這一故事的。

然而,我們在這裡主要關注的是他的有關克雷蒂安•德•特魯亞的亞瑟王傳奇的兩個譯本:1911年的《埃里克》(Erec)以及約十年以後的《伊維因》(Iwein)。人們之所以對《埃里克》特別感興趣,是因為除了1180年時有過一個更為原始的《特里斯坦特》(Tristant)以外,它還是德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有關亞瑟王的敘事詩。無論是在《埃里克》還是在《伊維因》當中,我們都可以接觸到有關亞瑟王傳奇、騎士榮譽和愛情、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等主題。

埃里克在贏得了自己的心上人之後,經歷了過多的愛情折磨,這些愛情變成了他的騎士榮譽的一個威脅。人們對於該故事的情節是太熟悉了,因此沒必要加以重複。坦尼森(Tennyson)用其華麗詞藻敘述了其中緣由:

他用甜言蜜語把她包圍,

發誓永遠不會離開她,

卻忘記了對國王的承諾,

忘記了放鷹狩獵,

忘記了縱馬比武。

* * * * * *

對她而言,這種健忘是可恨的。

總之,埃里克犯了騎士的大忌。用德國人的專門術語就是:"他做了不恰當的事情。"(er verliget sich)或用現代學童的俚語來表達對類似違反準則的行為的同樣輕蔑:"他成了一名逃避兵役者。"這樣,他的騎士夥伴就會與他絕交,並會認為艾妮特(Enite)應當對他的懶惰負責。我們知道艾妮特如何為他贏回了冒險的生活,她本人卻為此付出了代價。這裡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於顯示英雄行為如何贏得愛情,而在於表明在結婚之後真正的愛情如何挽救騎士的榮譽。

這個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靠著這條線索,我們便可以把作為亞瑟王傳奇的特徵的一系列奇異的冒險經歷串在一起,以便對其生活及行為的理想作一個解釋。最後,一切都走上了正軌,在哈特曼那裡--而不是在克雷蒂安那裡,埃里克請求她的寬恕。

第二部分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相反的圖景。紅騎士馬伯納格林(Mabonagrin)的妻子由於過度沉溺於愛情,相信丈夫是不可戰勝的,她獲得了丈夫的許諾:除非在戰鬥中被打敗,否則決不離開他們那充滿田園風光的城堡。埃里克最終打敗了他,為自己贏回了騎士的聲譽,結果是兩個騎士均受到了感化。

在《伊維因》中,哈特曼模仿了克雷蒂安的《艾瓦因,或里昂的騎士》(Ivain, ou le Chevalier au Lyon)。它與《埃里克》一樣,把過度安逸的危險及愛情與榮譽的衝突加以道德化。如果在那裡我們所看到的那位婦女寧願去死也不願她的丈夫遭受恥辱,那麼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婦女卻為了自己的幸福而寧可犧牲她丈夫的榮譽。對於這樣一個稀奇古怪的世界而言,這一中心主題是足夠稀奇古怪的。在被警告不要像埃里克那樣去做不恰當的事情之後,伊維因從其妻子勞迪娜(Laudine)那裡獲得允許:他可以外出策馬探險一年;可是當他在外面滯留的時間超過預定時間時,她便向亞瑟王及其圓桌騎士告發了他!這同一個伊維因以前曾殺死了勞迪娜的第一任丈夫,但她還是立刻就嫁給了他,她寧要勝利者而不要失敗者,她認為越是強壯的騎士,越能夠看護好她的地產。這與古老的日耳曼人的忠誠(Treue)概念、與克里姆希爾德(Kriemhild)為其被殺害的丈夫終身謀求報仇的事蹟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照。在這樣一個充滿陰謀詭計的世界裡,道德價值觀有時受到了不可思議的曲解!

如果我們與哈特曼一樣,在面臨那個時代的巨大問題時看到了一種不確定性,因而無法協調上帝與俗界、來世與現世愉悅之間的關係,那麼在這一部最偉大的宮廷敘事詩作品中,我們便擁有了一幅有關理想的基督教騎士的圖畫,在這一幅圖畫裡,二者獲得了協調。沃爾夫南姆•馮•埃森巴赫的《帕爾齊瓦爾》(Parzival)是整個時期裡最完美和最深刻的作品,它體現了中世紀文化的一切最重要的因素。儘管我們無法確知沃爾夫南姆從其先驅者那裡得到的影響有多少,屬於他自己獨創的東西又有多少,但是,該作品的確是建立在法國淵源的基礎上。我們惟一知道他加以藉鑑的作品是克雷蒂安的《皮兒思瓦爾》(Perceval),儘管兩者有相當大的分歧,但沃爾夫南姆必定知道這一作品並明顯受到它的影響。不過,沃爾夫南姆的十六卷書中的五卷,即頭四捲和最後一卷,在克雷蒂安的殘篇作品中根本找不到。 [95]沃爾夫南姆引之作為自己作品依據的普羅旺斯人基俄特(Kyot),很可能只是一個文學虛構而已。沃爾夫南姆的《帕爾齊瓦爾》所接受的並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因素以及整個種類都擁有的隨意的動機。然而它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作品,該作品充斥著一位偉大人物的信仰和哲學。

沃爾夫南姆出身於小貴族家庭,他擁有一個非常端莊節制的家--他嘲笑自己家境貧困--在尚未應召出國之前他與妻子和女兒們一起生活。與當時所流行的風尚相反,他堅持真正男忠女淑的婚姻理想。他把騎士服役看作是自己真正的職業和尊嚴所在,他在其書中第二卷結尾處那著名的段落中說道,"持騎士盾牌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是一名士兵和一名騎士,

如果我在戰鬥中貪生怕死,

哪位婦人只因為我會寫詩而愛上了我,

她就是一個大傻瓜。

我們不應當過分認真地相信他有關自己既不會讀也不會寫的說法。他的法語熟練程度甚至使他足以利用原著,儘管有時也會出現誤解,特別是在使用專有名詞時。他與瓦爾特一樣,都是赫爾曼•馮•圖林根的宮廷裡的客人,我們知道在大約1204年時他們兩個人呆在一起。

在這裡要概括出一首擁有12,000個對句的特別冗長的敘事詩的故事梗概是不可能的,不過它的主要特色是完全為人們所了解的。我們所看到的帕爾齊瓦爾首先是一個有福氣的傻子,在他的天真直率中潛伏著某些高貴的氣質,這些氣質預示著他將來必有過人之處。這是有關學識發展故事(Bildungsromane)的最早版本,它構成為德國文學和傳奇的一個特殊秉性,也就是說,它並不涉及英雄生活中的某個情節,而是通過其幼年到成年的各個不同階段,追溯他的成長過程。它分成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孩提時代的帕爾齊瓦爾在樹林裡過著田園詩般與世隔絕的生活;第二部分,他開始具有懷疑精神和叛逆性格的時代;第三部分,他回歸到優雅,並被提升到聖杯王座上。

[96]一切騎士的主要美德都在其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勇敢、忠誠、誠實、不屈不撓、慷慨,等等。它是人類生命的一種偉大象徵;它是這樣一個人的故事:儘管充滿錯誤,但他通過自我克制,最終找到了拯救。宗教上的疑慮、猶豫不決、懷疑主義,都是主要的敵人;整首詩的確以這樣的忠告開始:如果懷疑潛入了心裡,靈魂就會受到傷害。偉大的美德與此相反,它要求在處理人際關係及與上帝的關係時做到堅定不移(staete)和堅忍不拔。因此它是一種中世紀的浮士德,儘管並不存在靡菲斯特這一角色。

然而,雖然沃爾夫南姆具有一切深刻的宗教感情,但他一點也不內向。整首詩充滿著生活的情趣;充滿著華麗壯觀的歡愉,充滿著色彩和運動,充滿著這個裝飾的時代所特有的過分奢侈的儀式。他沉迷於對富麗的盔甲或豪華的馬俱的描述之中。他的語言是新穎的、富有力度的和直接的。他像一名運動員那樣,喜愛原汁原味的隱喻;例如他在談到一個瘸子時,他不僅用"跛腳"這樣的字眼,而且用"像一匹跛腳的馬那樣一瘸一拐地走著"這樣的表述。

他並不是一名棄絕今世生活以便贏得來世永生的黯淡無光的苦行者。他的雙腳堅定地站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他意識到了自己那個階級的尊嚴,他是新的教會鬥士的一名真正的兒子,是堅強的十字軍精神的一位名副其實的代表,他在用武力傳播惟一的真正宗教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忘記取悅於上帝。

這個時期的第四位偉大的敘事詩詩人是戈特弗里德• 馮•斯特拉茲堡。他在寫於1210年的《特里斯坦》(Tristan)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婦女品格的概念,該概念與沃爾夫南姆所提出的概念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於他來說,愛情是至高無上的。在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Isolde)在前往康沃爾的旅途上--後者是特里斯坦的舅父、國王馬可的新娘,特里斯坦是她旅途中的護送者--在一起分享了媚藥之後,一切榮譽和所有義務都被忘記了,他們深深地陷入到一個愛的世界裡。他們既蔑視人法,也蔑視神法,毫無顧忌地使用新的伎倆去欺騙自己的丈夫或自己的舅父。在描繪這類充滿情感的寶貝人物時,戈特弗里德展現出了精巧細膩的藝術手法;不過他所採用的新樣式則是[97]一種對於騎士概念和理想的破壞性影響。

然而,愛情崇拜被最充分地表現在抒情詩中,而不是在敘事詩中。英格蘭的吟遊詩人很了解中世紀的德國詩。這一術語通常被用來包容那個時代的所有抒情詩,否則的話它在其嚴格的意義上便顯得太狹窄了,因為愛情儘管是主要的,但決不是惟一的主題。德語的表述方式:Gottesdienst(為上帝效勞),Herrendienst(為領主效勞),Frauendienst(為女士效勞),分別代表宗教、愛國主義和愛情。

在更為古老的本土抒情詩中--如在著名詩人庫仁伯格(Kurenberger)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樣,男人仍然是老爺和主人,就像高傲和放蕩不羈的獵鷹,是女士們渴慕的對象。下列是他的詩中最有名的一節的主題:

我為自己飼養了一隻獵鷹

達一年零一天。

我馴服了它

並夢想他會呆著不走,

還用金色的絲繩

綁住了它精美的羽毛,

但它還是騰空翱翔

飛到了其他的國度。

現在情形倒轉了過來。這一關係被放置在一種封建的構架上來想像,女士(vrouwe)被看作是封建領主,騎士則被看作是她的謙卑的附庸。如今,渴慕和哀嘆的正是他,他為了得到她的賞識而謙恭地服侍她。海德堡手抄本中的一幅插圖就很好地表明了這一點,在該插圖上,我們看到一個情夫被其情婦綁住了雙手,這是一種受奴役的標誌。亨利八世在寫給安娜•玻琳的情書中,稱她為他的女主人,稱自己為她的僕人,這表明,這些屬於騎士時代的術語在當時還沒有過時。

這類充滿柔情和悲嘆的情人的典型例子可以在某些插圖中看得到。蘇黎世的市民哈婁波(Hadloub)是一名後期的吟遊詩人,他死於1340年左右。在他的朋友最終說服了他的情人接受他之後,他一碰到她的手就神魂顛倒了。他打扮成為一名朝聖者,在她正要做晨禱的時候走近她,並把一封信系在她的長袍上。

與這種態度保持一致的是悲傷和憂鬱的調子,這無論如何也是德國較早時期騎士愛情的特徵。 [98]這種愛情服務以及表達這一愛情的詩,是一種沿自習俗的東西,它的習俗就像它的詩的手法那樣,都是來自普羅旺斯的行吟詩人。然而,儘管使用了一種借用來的手段,但德國吟遊詩人所表達的完全是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鑄模是外來的,而內容則不是。優美的詩律、詩韻和詩節的推敲等都是完全新的東西,其原創性是不容置疑的。它們體現出一種與民族傳統的裂口,這個裂口比發現於敘事詩中的更大,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無法找到像那樣的一種整體借用主題的現象。吟遊詩在真正的意義上要獨立得多,人們很少發現有對一首法語詩的直接模仿,也很少看到有使用法語詩中經常使用的疊句和回音。

它的確帶來了詩歌在純藝術性方面的極大繁榮。這種抒情詩就像它的傳奇模式一樣,是用來吟唱的,就如手抄本是用來閱讀的那樣,通過這兩種形式,歌詞和曲調一起被傳了下來。詩人既創作詞句(wort),也創作曲子(w?se),發明一種新的詩節(don)形式,就是他的最大驕傲和功勞。詩人與民眾對待詩的態度是相當不同的。今天我們對內容的興趣壓倒一切,對韻律及詩節形式則相對冷漠。這些詩人滿足於重複同樣的主題,就像舊時的意大利畫家那樣。詩節的微妙和復雜性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比單純的藝術趣味要多一些而已;在其一切要素的精巧平衡中,以及在其節奏和韻律結構的完善中,存在著一種詩的主要魅力。

有關那個時代慣常的對女士獻殷勤,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被描述過了。騎士發誓要為他所鍾愛的一名女士效勞,這位女士通常不是他的合法妻子,這類故事是騎士傳奇的老話題。實際上,這位女士必須是別人的妻子,因為未婚的姑娘在這種效勞中並不扮演任何角色。德國人接受了這一切,包括其他習慣在內。他們還寫了《唱晨歌者》(aubades)--他們稱作"唱破曉惜別歌的人"(Tagelieder),在這首情歌中,更夫提醒兩位情人,天就要亮了,分手的時刻到了。 [99]連沃爾夫南姆也寫過五首此類詩歌,不過他後來再也不寫了,他是吟遊詩人中惟一一個讚美婚內愛情、反對這種偷偷摸摸的性活動的人。詩人們抱怨那種對女士嚴加看管的做法(huote),也抱怨那些為其秘密幽會設置了困難的密探(merkaere),或者說是間諜,當情夫無法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約見自己的情婦時,他就會派出一名信使去向她傳遞一封用詩的語言寫成的書信(Botenlieder),這種書信戲劇性地分解成為詩節和對唱樂節,並發展成為一種特殊的詩歌形式。

如果我們刻板地理解這種愛情服務,便會像某些人那樣得出結論,即認為那個時代是不道德行為受到美化和頌揚的時代--這在世俗世界是少見的。但是毫無疑問,對於許多詩人來說,這種淫蕩現象基本上是一種造作的姿態和一種文學風尚,它沒能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情況,正如某些法國或英國的小說不能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社會常態一樣。就拿德國文學為例,我們無法用他們的作品來證實17世紀的荷夫曼斯瓦爾多(Hofmannswaldau)和18世紀的維蘭德是穩重的、值得尊敬的和顧家的男人。萊納•馬利亞•里爾克不知在哪個地方說過一句詼諧的話:"行吟詩人所擔心的莫過於他們求偶的成功"。如果我們要把文學作品看作是證據的話,我們便不得不更多地註意宮廷敘事詩,在這種詩中,騎士冒險的通常目的,不是為了婚姻,就是為了讓那些因厄運或誤解而分手的人們重新結合一起。

只有偉大人物才能夠打破常規的鐐銬並超越其同時代人的人為標準。像最偉大的敘事詩人沃爾夫南姆、最偉大的吟遊詩人瓦爾特•馮•德爾•佛格爾魏德等人,就發出了一種較為健康和較為自然的音符。他們的理想也就是基督教武士的理想,他們在神聖的戰爭當中,為他們的階級和職業找到了最好的證明,找到了此世與來世、肉與靈之間的協調。我們手頭擁有瓦爾特的兩首十字軍軍歌,這些歌充滿著最熾熱的熱情和信仰,儘管它們無法證明,但至少表明作者有可能曾親自佩上十字架奔向戰場。

瓦爾特對榮譽的全面概念在我們前面所引用的詩句當中已被表達出來了。[100]無論他的主題是宗教、是愛國主義還是愛情,他同樣是偉大的。作為一名政治詩人,他是所有時代中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名嚴格意義上的愛國者,雖然對於自己祖國或黨派的缺陷並非視而不見,但他對其故土最美好的東西卻充滿著強烈的自豪感,對她的榮譽充滿著愛惜之情。在他所生活的那個動蕩的歲月裡,他大膽地為維護帝國的權利、反對羅馬教廷的世俗訴求而戰鬥。

作為一名歌頌愛情和大自然的詩人,瓦爾特也是德國最悅耳動聽的歌手之一。他珍視真正的溫柔女性,而不喜歡傳統上那種具有定型化性格的婦女。在一首著名的詩作中,他宣稱,比起"女士"(vrouwe)來,"女人"(wip)是一個更為尊貴的名稱,因為做一名真正的女人要比僅僅被列入這一女士等級中要好。在另一首詩中,他說道,他到過許多國家,可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女人卻是德國女人。她們就像天使;說她們壞話的人肯定是受了欺騙。在一首後來所寫的詩作中,他抱怨說,誹謗者說他詆毀婦女,其實他只是區別出好壞來,以免對她們一味地歌頌讚揚。這再一次使他處於與那個時代生活和社交方式的最黯淡的估價不相協調的境地。

因此,通過瓦爾特,我們看到了一種對於為貴婦服務的老套慣例的反動。他敢於把婦女看作是一種人類,讚頌她們具有真正的品味。他還逐漸地接觸到了較古老的宮廷吟遊詩所完全無法接觸到的主題--騎士與鄉村少女的鄉村生活和愛情。的確,他是以貴族的眼光來看待農村生活的,就像我們極其熟悉的18世紀後期那樣。然而,在瓦爾特的手裡,和在其主要繼承人奈德哈特•馮•萊恩塔爾(Neidhart von Reuental)的手裡,它像徵著向純民族通俗歌曲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通過一個唐•吉訶德式的古怪人物烏爾里希•馮•利希騰斯坦(Ulrich von Lichtenstein),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愛情服務中的那種誇張和荒謬的奇異要素。在1255年寫成的《為女士效勞》(Frauendienst)一書中--這是第一部德文自傳--他敘述了自己在為其情婦效勞過程中的不可思議的冒險故事。他編入了不少自己創作的歌,這些歌成了書中最優秀的部分。的確,事實當中夾雜著虛構,就像在歌德的名著當中那樣,可是,[101]他力圖在一個現實的世界當中實現其傳奇中的夢想,這一事實仍然是足以令人驚奇的。烏爾里希於1200年左右出生於斯提里亞(Styria) 。他是在充滿騎士理想的圈子當中成長起來的,早年他作為一名侍童把自己的時光消耗在為一名重要女士的秘密服務上。後來他作為一名騎士在比武大賽中為了贏得她的歡心而戰鬥,最後終於成功地讓她了解到他對她的忠誠。在聽說自己的兔唇令她感到不愉快之後,他便做了一個在當時是非常難受的手術把它割掉;當他得知她對他的一隻手指沒有被剁掉--她以為他在一次比武中為了她而失去了這隻手指--而感到驚訝時,他竟然叫人把那隻手指砍下來並派人把它送去給她。 1227年,他穿著女人的衣服,扮成維納斯女士從意大利旅行到波希米亞,並在一系列比賽中成功地維護了自己心上人的榮譽。為了獲得她的寵愛承諾,他穿著乞丐的衣服,混在痲瘋病人當中,在她的門口苦等了兩天,最終卻得到了她吝嗇的接待。在經過十三年的忠誠效勞之後,由於她缺乏信仰和不遵守諾言,他憤怒地離開了她,並轉而獻身於另一名女士,1240年,他打扮成亞瑟王,向她展開了追求。這位夢想家是一位已婚男人和一名父親,在實際生活中既精明又精力充沛,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他在自己祖國的政治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這樣一幅諷刺畫具有現實意義的話,真正的騎士精神必然早已衰落了,遺留下來的只是一種正在失去其意義的儀式而已。實際上,在利希騰斯坦於1275年左右結束其悠長的生命之前,衰退就早已開始了。隨著城市重要性的增長,社會平衡逐漸發生了變化。十字軍東侵實際上的結束,使騎士制度失去了昔日的驕傲與輝煌,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終結與隨之而來的強有力中央權力的缺乏,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和難以遏制的內部爭鬥。火藥的發明毀掉了穿盔戴甲的騎士的作戰能力;日益富有的城市市民從火藥中找到了一種防禦侵略的新方法。城堡的重要性開始比不上鄰近的城鎮。許多騎士背離了自己階級的崇高理想,墮落成為相互吵鬧的土匪。這是一個武力至上(Faustrecht)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裡,強權就是公理。 [102]在溫赫爾•德爾•伽特納克里(Wernher der Gartenacre)的《佃戶黑爾姆布萊希特》(Meier Helmbrecht)一書中,人們可以看到一幅有關這一世紀中期的社會的生動圖景,該書敘述一個野心勃勃的農民兒子,在勢利和傲慢心態的支配下,如何加入到墮落騎士的搶劫行列當中,最終慘死在絞刑架上。

我們對那些強盜騎士的通俗形像都非常熟悉;這一形象包括:他們如何從其岩洞城堡裡衝殺出來,堵截過往的護送隊伍,劫掠河道上裝滿貨物的船隻,襲擊城鎮,綁架富有市民作人質以便勒索贖金,等等。有時候城鎮也進行報復,他們襲擊要塞里的強盜,把他們吊死在他們自己的塔樓上。不過,這一圖景的另一面也值得注意。在這個流動的世界裡,並非所有的貴族都是亡命之徒和寄生蟲。他們所徵收的稅款常常反過來為社會服務,例如維持河道上的纖路,提供人員把船隻拖到上游處,裝備穿越領地內的武裝護送隊員,等等。其他騎士也會在和平時期裡離開他們建在高地上的很不舒適的城堡,下到城鎮裡來建房,並把盾牌連同戰袍掛在門口上,這樣,旅行者就會知道從哪裡能夠找到休息場所和驛馬。這便是客棧大門口上面的招牌的起源:紅鷹、金獅、或灰熊。在因斯布魯克的旅館中,你會發現這樣一類名字,以及在現代已經失去意義的名稱,它們很容易使人們回想起那些逝去的歲月。 "提羅爾殘存著許多古老的風俗,如果你到那裡去旅行,你會發現很多客棧的老闆仍然是貴族,他們客棧上的招牌還是盾形紋章。如果你走進教堂墓地,你會發現主人家族的墓碑,上面有盾形紋章和小王冠,表明主人是男爵或是伯爵。"

於是,老階級和新階級便逐漸出現了某種融合的趨勢。定居城鎮的舊貴族形成為社會的上等階層,隨著較有權勢和較有聲望的市民的增長,大城市裡的貴族階級也出現了,這種階級融合被認為是當時市民生活的明顯特徵,在晚至歌德童年時代的法蘭克福,仍然可以看到這種特徵的殘跡。

[103]在這裡,我們只能夠簡要地涉及德國騎士制度和騎士精神的未來歷史。"最後的騎士"馬克西米連一世恢復騎士制度的古老光榮的企圖,標誌著一個重要階段的到來。在由他監督下--或在某種程度上在他的合作之下--寫成的兩個作品中,他試圖用騎士制度的裝飾品來修飾他自己的歷史和他家族的歷史。《維茲國王》(Der Weiszk?nig)(1512年)是一篇敘述他自己和他父親腓特烈三世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散文。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它的主要價值和重要性就在於由漢斯•布爾克麥爾(Hans Burgkmair)為書中插圖所作的精美的木刻。《昂貴的感謝》(Teuerdank)(1517年)則是一部馬克西米連的詩體自傳,它用粗陋的韻律對句寫成,主要是敘述他在狩獵和比武中的冒險故事,全書充斥著累贅的寓言情節。它是宮廷敘事詩的最後產物,這個最後的餘輝只是被用來表明其詩歌和韻律的形式是如何死亡的,這個世界離開霍亨斯陶芬時代的思想和理想有多遠。

15和16世紀時,詩樂協會會員(Meistersingers)所掌握的文獻充分反映了生活和思想的變化。它失去了理想主義者的秉性,變得實用性、說教性和道德化。的確,藝術大師們聲稱他們的藝術出身高貴,他們把沃爾夫南姆、瓦爾特及黃金時代的其他偉大詩人計入到他們團體的十二大創始人的行列裡。可是美感,即對於美的純粹的熱愛,卻喪失了。如果這些堅強的市民在這中世紀最後幾個世紀之上蓋上了一個確定的和或多或少是同質的印記的話,它也是一個帶有嚴肅的和功利主義精神的印記,這與騎士時代的想像力和優雅--有時是稀奇古怪的想像力和有些富於想像力的優雅--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對於韻律形式,我們的確有大量機械性的推敲。但是即使像漢斯•薩克斯這樣最偉大的作家,對於題材的興趣也總是超過了純粹的藝術興趣。對於他來說,傳奇冒險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年輕時代過著放蕩生活的斯格弗里德(Siegfried) ,不過是一個浪蕩子和廢物。漢斯無疑是16世紀的一位典型詩人,就其作品而言,騎士時代幾乎從來就完全沒有存在過。

[104]直到18世紀中葉,對於騎士時代的興趣才又重新被喚醒。 1748年,博德默爾(Bodmer)和布賴廷格爾(Breitinger)先後在蘇黎世和巴黎出版了來自偉大的海德爾堡手稿的一個歌曲選集;接著又出版了吟遊詩的樣本,以及《尼伯龍根之歌》的一部分。

1773年,歌德在其《格茨•馮•伯利欣根》(G?tz von Berlichingen)中,把16世紀早期的一名放蕩不羈的騎士的自傳改編成為戲劇,該劇喚起了一種對騎士戰爭的"美好的舊時代"的瘋狂熱情,人們認為,在那個時代裡,騎士式的勇敢可以糾正人類的過錯。有一段時間,德國的舞台上又響起了盔甲的叮噹聲,並充斥著由精力旺盛的、可愛的和好鬥的孩子的理想化圖景所激起的高貴情感。人們在這個輕信的十字軍戰士身上看到了一種與其自身社會政治狀況之間的可喜反差,因為他從不懷疑自己事業的正義性,從不懷疑拔刀除惡的權利。他隨心所欲地參加過無數次的爭鬥,其中僅僅為了自己的緣故而參加的就達十五次。這位鐵手騎士在自傳中天真地說:"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裡,我參加過無數次戰爭、仇殺和爭吵;說實在話,如果不是全能、永恆和仁慈的上帝在我每一次戰鬥和危險中給予我偉大和奇妙的恩典,我將會是另外一種境況。"

然而,對中世紀興趣的真正復興,是隨著該世紀末浪漫主義運動的到來而出現的。如今,在一種詩的煙霧中仍可以朦朧地看到騎士時代的生活,不過這些詩卻使較為嚴酷的現實變得模糊不清。壞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除了他們這一不幸的例外,騎士總是勇敢和溫文爾雅的,就像女士總是莊重和美麗的那樣。在這樣一個時代裡,諾瓦利斯(Novalis) 在典型的浪漫主義小說《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當中安放了一個主人公,此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那朵"藍色之花",後者成為傳奇小說中被公認的象徵。正是在一個充滿虔誠騎士和神聖朝聖者的世界裡,提克(Tieck) 找到了浪漫主義夢想中的《月光籠罩的迷人之夜》(mondbegl?nzte Zaubernacht)和《精彩奇妙的童話世界》( wundervolle M?rchenwelt)。

民謠作者也發揮了自身的作用;例如呂克特(Rückert) 的《巴巴盧莎》(Barbarrossa),和烏蘭德(Uhland) 的《歌手的詛咒》(Des S?ngers Fluch),還有無數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對於所有德國詩歌的愛好者來說,都是非常熟悉的。 [105]對夢想世界的浪漫主義渴求的一個很好的榜樣,是阿尼姆(Arnim)的象徵主義小說《皇冠看守者》(Die Kronenwachter),該書出版於1817年。這些霍亨斯陶芬皇冠的"看守人",一直在尋找這個皇室家族的後裔,以便總有一天該帝國的昔日光榮能夠得以恢復。

這種對於騎士時代的浪漫主義感情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活在今天德國人的意識中。中世紀騎士制度對於德國人生活及性格的直接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特別是在17世紀,這種直接的傳統很少完全被打斷。在三十年戰爭期間,各色各樣的外來影響很猖獗;尤其是對於法國和西班牙風俗習慣的模仿,損害了本土的文化理想。

福格特(Vogt) 認為,騎士制度借助正式訓練的宮廷及騎士的品格,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留下了足跡。 "像'殷勤禮貌的'(h?flich)和'豪爽的'(ritterlich)這樣一類表達是有其特定涵義的;當時女士具有社會特權;'仁慈的女子'作為一種稱呼方式,與某些宮廷禮儀程式及官員階層的某些思想和習慣一道,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傳統滲入到社會中的根基有多麼深厚和寬廣。"

在德國和英國之間進行一次比較將是非常有趣的,不過空間對於這種可能引起反感的工作卻是不太適宜的。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更加接近於我們學校的正規訓練中的中世紀騎士的方法,那麼在某些方面,比起英國的年輕人來,騎士時代可能更加為德國的年輕人所熟悉。到了19世紀時,赫佛特教授(Professor Herford)還是說道: "德國社會是一個擁有古老歷史境界的社會,它的原始特色已經被歲月的緩慢堆積所覆蓋,其外觀已經被戰爭的傷痕所毀壞,並被其自身的創造性能量所改造。儘管如此,它還是保存了比英國或法國社會要多得多的原始結構的足跡。沒有任何一個大都市能夠把其世俗的複雜性和腐敗因素作為一種要達到的標準強加給這個民族。[106]小城鎮和鄉村甚至在19世紀的上半葉仍然是老式的;它們均充塞著習慣、詩歌和傳說等古老傳統。"

萊茵河是一個民族的財產,在這裡再也找不到另一條與它相似的河流了,它的廢棄的城堡以及這些城堡的故事被給予一種魅力,這種魅力的外觀大體上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傳統。偉大的民謠作者烏蘭德在其中度過童年時代的這個國家,存在著大量具有歷史聲譽的遺址,其中最重要的是霍亨左倫及霍亨斯陶芬的城堡,從這兩座城堡發源出歐洲兩個最大的王朝。在他的出生城市蒂賓根(Tubingen) 前面,伸出了一條大路,德國皇帝們正是沿著這條路把他們的軍隊開進意大利的。這座城裡最高的公爵城堡是以多次被圍困而出名的。並非所有的德國孩子都像士瓦本男孩那樣受寵愛;不過中世紀的遺址還是被廣泛地發現,激勵過年輕烏蘭德的東西在當今仍然激勵著他們--如果不總是通過自身知識的親密接觸,卻無論如何也是通過故事、圖畫和詩歌。



西班牙的騎士與軍事騎士團

倫敦大學塞萬提斯研究員,巴斯特(ARPastor)

對不同時代的西班牙人的兩項指責,至少在表面看來是自相矛盾的。他們被指控保留了騎士制度的形式卻忽略了其實質、並在榮譽的目的上沉迷於一種愚蠢的和幾乎是歇斯底里的神經過敏,因而使騎士制度變得荒謬可笑,他們蔑視社會價值觀中較為實際和謙卑的美德。他們的批評者所針對的是後期西班牙戲劇、特別是卡爾德隆有關猜忌和殺戮的戲劇中所表達出來的概念,這些概念使普通的現代讀者感到不快,使他難以欣賞這些戲劇的藝術效力。在回應這些指責時,我們會說:這些概念根本就不是起源於西班牙,它們代表了一個較早時期的經院道德學家的思想的一場復興; 這一做法的目的並不是要描述現實,而是要為了純粹美學的理由去利用(或濫用)一個話題本身的戲劇效果。卡爾德隆在撰寫下列的台詞時,他自己已經意識到這一困難:

……啊,這個世界的瘋狂法則!

一個人會為了榮譽而付出一切,

但是,竟然不知道荣譽是否受到損害! ……

另一條指責意義更加重大,也許更難以辯駁。據說西班牙人[110]由於喜愛單調貧乏的常理,僅僅注意到對荒謬的製度和思想進行怪誕的彰顯,忘記了作為一切時代的靈感的思想和價值觀的高貴起源,因而最終毀掉了自己的騎士制度。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一態度通常與西班牙最偉大的作家米格爾• 德• 塞萬提斯•薩維德拉有關,在他的心目中,兩種永恆的類型生根發芽,兩種極端的力量對西班牙人的性格產生了影響,這兩種力量的化身就是唐•吉訶德與桑丘•潘薩。

拜倫很少嚴肅,也不深沉,他認為塞萬提斯"對西班牙的騎士制度只是一笑置之",他重複了笛福作品中唐•費利克斯•帕切科(Don Felix Pacheco)的觀點,此人告訴卡里頓(Carleton)上尉說:偉大的小說"就是一個完美的悖論……因為儘管它必須確實可靠地取悅於每一個具有智慧品味的人,但它對於我的同胞的精神也具有如此一種致命的影響,以至於每個擁有智慧的人都必然處於永遠的憎恨之中……我真的相信,我們應當把精神的消沉和貧困歸之於這,這種精神狀況耗盡了過去一個世紀我們的所有努力,這與我們著名祖先的那些更為高貴的行為很少有協調的餘地。"

我們應當理解塞萬提斯的目的。無須任何藉口或自命的藉口而能發明故事,證明虛構的正當性,從不行使想像的權力,這曾經是遠古以來故事編撰者的目的。必須要有一種寓意,或故事必須被稱作是真的。西班牙產生了辯解性的故事,[111]例如,博學者阿豐索(Alfonso the Learned) 的一名外甥唐•胡安•馬奴埃爾(Don Juan Manuel,1282-1349年?)親王的《寓言》(Apologos),像《特洛伊年代記》(Trojan Chronicle)那樣的"偽編年史",把西哥特君主國的垮台作為其主題的後來的歷史小說, 或者是格拉納達摩爾人王國的內戰。故事或手抄本起源的古怪,被利用來作為喚起好奇心的手段,這些傳奇故事的作者,把它們歸之於某個傳說中的埃萊斯特拉(Eleastra)、阿蘭古里(Alanguri)、卡里斯特(Careste)、拉西斯(Rasis)和阿本哈明(Abenhamin),或援引被發現於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個墓地上、並被一名匈牙利商人帶到西班牙的一個古代手抄本的權威根據,就像在《高盧的阿梅迪斯》 的序言中所出現的那樣。塞萬提斯把這些傳統的手段用來為其複雜的美學目的服務,因此,被勾勒於序言之中的那種對實用目的的強調,便獲得了一種獨特的重要性。可是這不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有關道德信念的聲明;毋寧說,這是自己作為這樣一名藝術家的自豪表達:他知道自己已經遠遠超過了那些在騎士傳奇已經陷入一種低水平的時代裡仍然在創作著這類文學作品的卑劣作家們。

塞萬提斯是一名騎士制度的熱愛者,儘管他具有文藝復興的批判精神和態度,但他還是保留了騎士制度的本質內容。他的生涯也許是解釋其性格矛盾性的額外證據,其出身的悲慘,使他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道德上均帶上了堅韌的秉性。他在非洲被俘期間所表現出來的勇氣曾激發他寫下了兩部劇作和一些故事;[112]他對於自己在反對土耳其人的勒潘多戰役--"那是過去幾個世紀所見證的最令人難忘的場合,超越了未來人們的期望"--中英勇負傷的自豪,最後,他在《帕納塞斯山之旅》一書中和在《模范小說》 的序言中所表現出來的、作為服務於一種道德及美學理想的騎士詩人和作家的任務的高貴概念,均證明了那些帶著開放心態去閱讀《唐•吉訶德》的人們早已猜疑到的東西。當唐•吉訶德在公爵的宴會上"戰戰兢兢地"站了起來、並當著與會者的面回擊基督教會那"臭名昭著的誹謗"時,塞萬提斯無疑是在讚美自己的化身唐•吉訶德的所有力量。

然而,我們所提到的兩個指責包含著雙重真理,必須分別加以復述。對於榮譽的追求、中世紀概念的複興--如果不是在生活上,至少也是在舞台上--是與一種獻身的思想、摒棄一切實際考慮及對於風俗制度的瘋狂忠誠相適應的,這種風氣是西班牙較晚時期的政治史的特徵。不過拜倫的陳腐詩句,如果不是在暫時的意義上而是在永久的意義上被採納的話,便會獲得一種全新的重要性。桑丘•潘薩的態度很好地補充了西班牙人所擅長的理想化昇華的手法。正是這種帶有批判性和分析性態度的現實主義,使西班牙最先向世界文學貢獻出了現代小說。我們也許可以補充說,這種對從經驗中挑選重要事實--而不是離開經驗來發明事實--的經常存在的渴望,給西班牙文學中的最早作品提供了歷史文獻的價值觀。

[113]對9至10世紀間西班牙半島再征服的早年政治制度的研究並沒有太大的進展。它所具有的困難是法國和德國所沒有的。儘管已經有了論述特別方面的相關問題的專著,但對於那些與其他基督教國家的製度比較之下完全是西班牙或半島所特有的東西,仍然缺乏必要的調查。

為了理解西班牙騎士制度的起源,我們必須求助於卡斯提敘事詩的遺稿。儘管卡斯提並不是西班牙,但它是半島上惟一一個從早期的敘事詩文學中找到自我表達、並在品格和風習方面給其鄰人施加日益增大的影響的王國。如果我們想利用這類如此強烈和如此逼真地充滿著那個時代的事件和人物的文獻的話,我們就要遵循卡斯提編年史家的榜樣,例如,在博學者阿豐索十世的敦促下寫成於1289年的《最初年代記通覽》(First General Chronicle)中,這些史家就--有時是逐字逐句地--插入了來自《武俠之歌》的冗長摘要。

這類文獻具有一種能夠很好地服務於我們的目的的特點。如果我們對法國的敘事詩和西班牙的敘事詩--例如對《羅蘭之歌》和《熙德之歌》(Cantar de Mio Cid) 作一番比較的話,這一特點就變得非常明顯。 《熙德之歌》寫於1099年,即坎貝多爾(Campeador)死後大約四十年,而《羅蘭之歌》則寫於其主人公死後將近三個世紀。儘管時間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圍繞著這位法國英雄所出現的稀奇古怪的神話,也可以解釋那位梅迪納塞利鎮上的無名詩人用來敘述老人們仍然能夠記起的事件的荷馬式的簡樸,可是,我們還注意到那種與民族秉性的不同密切相關的原則差異。

在《羅蘭之歌》中,騎士制度的背景是由夢一般的幻影所構成的。地理學上是怪誕不經的。超自然力量與人的行為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羅蘭死的時候,就像我們的主耶穌死時那樣發生了奇蹟(見《羅蘭之歌》,第1423-1437節)。 [114]英雄事蹟的陳述是極不均衡的;有360,000名戰士和450,000名騎士投入了戰鬥;五個法國人便殺死了四千名異教徒;羅蘭的號角在三十英里以外也能聽到;蒂爾潘(Turpin)被四支長矛刺傷,羅蘭則被打得頭破血流,但他們仍然繼續戰鬥。為了突出傳奇的壯麗,不惜犧牲客觀的可能性。而從另一方面看,熙德則是一位樸實的和家長式的人物,他的勇敢並沒有超越一位優秀卡斯提騎士所應當擁有的勇敢。超自然因素也只是被限制在對於飛鳥的觀測上--這是該半島文化的特色, 這主要並不是為了要預告未來,而是為了給聽者造成一種預兆性命運的印象(《熙德之歌》,第10-13節);另一個超自然事件是,當這位被流放的和充滿悲傷的英雄熙德半夜裡躺在卡斯提的土地上時,大天使加百利向他講了一番安慰的話。而且,在這個事件中,詩人還告訴我們,在羅德里克(Roderick) 處於"沉睡狀態"(第404-410節)時,這只不過是一個夢幻而已(第406節)。

當然,這部西班牙敘事詩就像所有文學藝術作品那樣,包含著"詩與真" ,不過其"詩"的方面則傾向於與《羅蘭之歌》相對立。它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用一種簡樸和直接的方式來使可怕的冒險事件形象化。它用一種深刻的人類感情來簡化和環繞實際的事蹟和事件,因為這些事蹟和事件已經遠離那些傾聽吟遊詩人吟誦《熙德之歌》的人們的日常生活。熙德的理想就是存在於一切事物中的包含著韻律的古典理想。

我們無法找到其他一些國家的騎士所特有的非人性憤激的跡象。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與法國中世紀騎士經常相聯繫的魔鬼崇拜,在西班牙半島無法被發現。拉拉王子(Infants of Lara)的母親,希望喝下垂死的敵人從傷口中流出來的血,但她不過是一隻發狂的動物,而拉烏爾•德•康布雷(Raoul de Cambrai)則被描述為蓄意施暴、瀆神和瀆聖。他說:"你將在教堂的中間樹起我的帳篷,你將在聖壇之前鋪起我的床,你將把我的獵鷹放在金色的十字架上"。 [115]他燒掉了奧里尼(Origny)女修道院,把他最忠實的附庸的母親也一併燒死。在《洛林人》(Lorrains)中,貝蓋(Begue)把敵人的心臟掏了出來,並把它扔到了威廉的頭上,這時心臟還是熱的("拿回你堂兄的心臟吧;你可以用鹽醃,也可以用火烤")。在另一個地方,當提到上帝的名字時,高馬德羅斯(Gaumadras)突發驚厥;在戰鬥中魔鬼幫了他的忙;赫查姆鮑特(Herchambaut)並不否認上帝的存在,但是他憎恨上帝,直到這一惡行變成了一種反宗教行徑,因此我們便聽到了此類忠告:"如果你找到一個誠實的人,應當羞辱他;燒掉城鎮、村莊和房舍,砸爛聖壇,拆掉十字架。"

在《熙德之歌》中,找不到與《羅蘭之歌》相類似的殘暴內容,這些內容包括:查理曼以命令的方式強迫皈依基督教,對拒絕服從該命令者處以割喉、懸吊或活活燒死。相反,卡斯提詩人堅持戰勝者應以一種厚道和克制的態度來對待被打敗的摩爾人(《熙德之歌》,第541,802,851節)。當熙德得知自己的女兒遭到強暴之後,"他思考了很長的時間"(第2828節),在得到了這位英雄要求懲罰罪犯的口信之後,國王"沉默和思索了很長的時間"(第2953頁)。羅德里克被描述成一位"笑容可掬的人"(fermoso sonrrisando),當聲名狼籍的卡里翁的貝尼•戈梅斯(Beni Gomez of Carrion)被迫交回兩把寶劍戈拉達和蒂鬆時,"他的全身充滿著興奮和愉悅,他笑得很開心"(第3184節)。他如此周全地為國王服務,卻遭到放逐,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怨天尤人,他以一種生動的淳樸方式對同伴們說道:

我的熙德為巨大的煩惱而悲嘆,

我的熙德以大量的自製美言相告:

'天堂上的主將會成就你,

這是我邪惡的敵人對我所做的一切。 '

(第6-9節)

羅蘭是法國第一個封建男爵。在他的世界裡幾乎不存在人類生命的普通感情的位置。羅蘭死了,在他眼前所掠過的記憶就是那些與其作為一名戰士的生命、與他的寶劍和征服相關的事物。羅德里克則是一位家長型的丈夫和父親。他在被放逐的那一天早晨向唐娜•西門娜(Dona Ximena)辭行,這不禁使人聯想起[116]赫克托向安德羅瑪切(Andromache) 辭行時的那種荷馬式的偉大和簡樸;這"就像從肉中拔出一顆釘子那樣"(第375節)。他所掛慮的是他的女兒們是否嫁得好,他希望為她們和自己的妻子提供充足的物質保證。

然而,使熙德的騎士精神如此不同於羅蘭的英雄主義的還不只是這一點。在《熙德之歌》中,存在著某種溫柔和渴望的傾向,詩人用一種不太明確的巧妙暗示和無限的機智來透露這一思想傾向,這表明了作者高超的藝術技巧。例如,就拿與姑娘在布爾戈斯的會見來說,當熙德在其夥伴們的引領下騎馬走在古老的卡斯提城鎮的沉寂的街道上時,由於害怕國王阿豐索的憤怒,沒有人敢接受他(第23-49節);男孩費萊斯• 穆諾斯(Felez Munoz)在發現了熙德的兩個可憐無助的女兒被怯懦的卡里翁王子強暴之後,心都碎了,他大聲喊道:"表姐,我的表姐,唐娜•埃比拉和唐娜•索爾!為了上帝的愛,醒醒吧";他極其尷尬,當其中一名姑娘向他討水喝時,他殷勤地用自己的帽子盛水,詩人補充說:這頂帽子"是全新的",因為他剛剛在巴倫西亞買到它(第2785-2802節)。

我們應當注意到所有人類遺產中最寶貴的東西的存在,這些寶貴遺產的獨特要素使兩種歐洲文學,即英語的和西班牙語的文學,均具有了自己的特徵--它們無疑是通過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和某種幽默感來體現這些特徵。一個來自這種騎士早期生活的喜劇場景,曾經在幾個世紀裡被保存在那些簡短的民謠當中(《傳奇故事集》),這些民謠雖然以殘篇的形式出現,但它們卻是冗長的敘事詩的真正繼承者,如聖提拉納的侯爵(Marquis of Santillana,1398-1458年)所說,它們被"低層次和受奴役的階級的人們"所享有,儘管在這些作品當中也可以找到歐洲騎士傳統中最精緻的產品。一名被嚇壞了的卡里翁王子躲在一個葡萄榨汁機後面,在熙德把一隻逃脫的獅子重新關進籠子之後,他出來時全身沾滿灰塵,(第2278-2310節) ,[117]在呼籲公平對待熙德的莊嚴的代表會議上,王子們的一位高貴的支持者姍姍來遲,而且大吵大鬧,他的衣衫凌亂不堪,臉上泛紅,"因為他午餐吃得太好。"(第3373-3376節)

《熙德之歌》所提供的有關早期騎士狀況的信息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從其歷史特色來看,此詩所提供的信息主要是有關歷史事實的而不是法律理論的。

西班牙的騎士制度建立在一個較為寬闊和民主的基礎上,這是在半島的再征服運動中達到頂點的世俗鬥爭所必須的。實際的理由強加給男爵勢力一種持續不變的牽制,而男爵勢力在法國發展得最為典型。西班牙騎士制度帶有某種早期卡斯提習俗上的通俗性和反封建性特色。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一名紳士(Caballero),即使他們不是鄉紳(Hidalgo),但他們在戰爭時總是帶著馬服役。 《熙德之歌》告訴我們,在分配了戰利品之後,"那些徒步作戰的戰士就變成了騎士"(第1213節)。阿豐索七世根據"希望騎馬者應當騎馬並採納騎士的行為方式"的規定,授予托萊多的市民一種特權。這些人就是所謂"有特權的貴族",(Infanzones de Fuero),他們的人數在13和14世紀時迅速增長。他們構成為一個免除了納貢義務的城市貴族階層,形成為一個壟斷了城鎮行政官職(Portiellos)的寡頭政治集團。

馬成為騎士制度的象徵;它延長了騎士的腿,使他比起輕裝步兵來佔有無法估量的優勢。儘管熙德故事的早期版本並沒有非常明確地提到有關著名戰馬巴比埃卡(Babieca)一事,不過一個稱作《熙德的青年時期》(Las Mocedades del Cid)的後來的版本,卻以一種生動的掌故的方式,描述了該馬的獲得過程,它被埋葬在卡爾德納(Cardena)的聖彼得教堂的外面,這個地方是專門安葬優勝者的。在納瓦爾(Navarre) 的國王老桑丘(Sancho the Elder)的時代(970-1035年) ,這位騎士曾經把他的馬放進他與妻子過夜的同一間房間裡。在卡斯提,喜愛馬匹的加爾西•費爾南德斯(Garci Fernandez)伯爵夫人照看著[118]英勇善戰並具有反叛性格的卡斯提伯爵的馬,這位伯爵曾使他的國家從萊昂(Leon ) 的貴族宗主權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然而在當時,就如在後來那樣,騎士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聖禮,是一個修會和一個國際性團體。當波希米亞(Bohemia) 國王封授荷蘭的威廉為騎士時,他對後者說:"我們高興地看到你被接受進入我們的團體"(Te in nostro Collegio gratanter accipio),這是最古老的祈禱書中的話語,該祈禱書早於後來的"羅馬教皇的祝禱和授予戰士銜"的形式,它包含了為授予騎士身份所作的禱告,屬於11世紀早期的文件。有關文獻常常說熙德"在高興的時候便佩戴著寶劍",這意味著他曾經被授予騎士身份。我們現在知道,他是從科爾多瓦的聖費迪南手中接受武器的。不過,儘管這種騎士封授的聖禮特徵在半島上受到承認,可是它仍然是一個緊急時期的特例而不是普遍的做法。西班牙的君主對自己的騎士身份進行自我封授。聖費迪南是在布爾戈斯的拉斯維爾加斯(las Huelgas)修道院獲得像徵騎士身份的武器的,阿豐索十世在塞維利亞封授自己為騎士,阿豐索十一世則在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自封為騎士,當時在此地安放了一尊聖雅各的雕像,這樣國王就可以被看作是從這位使徒手裡得到騎士爵位的。由博學者阿豐索主持編撰的法律彙編《七編法》 竟然堅持這一陋習,這證明了該陋習已被廣泛接受,特別是如果我們注意到阿豐索立法中的教皇至上主義和"去卡斯提化"的特點的話,這些特點在幾代人的時間裡拖延了萊昂和卡斯提人民對它的部分接受。

詩人的社會地位連同其個人偏好,明顯地顯現於詩中。作者對其主人公的階級充滿著同情心,這面卡斯提騎士的鏡子並不屬於最高等級的貴族。他自己是一名貴族(Infanzon,即後來的Fijodalgo或Hidalgo),也就是拉丁文獻中的miles或nobilis,他作為一名鄉紳,是熙德的真實的歷史原型,他惟一的收入來源是烏別爾納(Ubierna)河畔的磨坊。卡里翁的王子們則屬於貝尼•戈梅斯(Beni-Gomez)有勢力的大家族,當他們尋思著與熙德的女兒們結婚的問題時,他們首先考慮到的是她們在出身上比自己低劣,因而提出最好是讓她們當自己的情婦(第2759;3276節)。這些王子們屬於大權貴(Ricos homes:richi homines, principes, potestates terrae, proceres, magnates)依照唐•胡安•馬奴埃爾的說法,他們經常"讓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與國王們的女兒和兒子結婚",[119]《熙德之歌》甚至說:他們有時還"與皇帝的女兒"聯姻(第3297節)。這個階級中的第一個等級,在《埃斯隆薩特許狀》(Diploma of Eslonza,929年)中被稱作"府邸正門有飾樑的宮廷行政長官"(omnes proceres palatii在別的地方也稱作:primates,magnates togae palatii,optimates aulae vel scholae regis)。

這兩個等級的貴族成員有權利由他們的貴族同僚來審判,具體到上述的熙德案子,就是由國王召集的代表會議來審理熙德指控王子們的案件,這個代表會議不是一個政治集會而是一個法庭, 在這種法庭上,國王宣布原告作為挑戰(riepto)一方提出訴訟,接著便安排上帝的裁判(Gottesgericht),這便把詩引到了戲劇性的結尾。這種被稱作"巴拉里阿"(barralia)的司法決鬥,是經常發生的,它是處理人身侮辱的法律手段。謹慎的熙德小心翼翼地束起自己那長長的漂亮鬍子,以免到時被貝尼•戈梅斯家族的死黨作為把他拉進代表會議的把柄,因為在那里人們情緒都很高漲。這樣一種最大侮辱會導致進一步的流血。這種侮辱也為法律所注意,因此阿爾洪迪加的富耶婁(Fuero of Alhondiga)說:過量地食用不討人喜歡的大蒜,也應該受到懲罰。

失去了"國王之愛"的騎士,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離開這個國家而遭放逐,在放逐期間,"他應改變自己的性格"(desnaturarse),他可以為其他的領主服務。這種習慣,以及該習慣給當事者帶來的困難,對於熙德的劃時代的軍事和政治生涯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觸動,當時,他加入了薩拉戈薩的摩爾人國王的軍隊,並且依照他那個時代的標準,毫不猶豫地把自己還相當弱小的軍隊提供給了信仰的敵人。事實上,他的確充當了軟弱的薩拉戈薩親王的監國的角色。關於他這種行為的合法性,可能並不存在值得懷疑的東西。即使在後來的日子裡,博學者阿豐索十世的一個法律規定了遵循的程序,這些法律條文對於作為騎士的附庸與不是騎士的人來說,其被遵循的程度也是五花八門的。

關於東方對於西班牙文明的影響,存在著很大的誇張成分;其趨勢毋寧說是對東方的反應。 [120]然而,西班牙騎士要不斷地面對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這兩類人必須被清楚地區分開來),他對於一個作為整個種族上是敵人、但作為個人卻有可能是朋友的這樣一種人的態度,必然不同於法國騎士的態度,後者心目中的異教徒,只不過是一個怪物。熙德是穆斯林最大的仇敵。巴倫西亞的征服是朝向十字架對彎月旗的最終勝利的一個較大的步伐,它以一種非凡的方式激起了歐洲的想像力。在熙德死去之後,巴倫西亞便又丟失了,這證明了他作為一名戰士和一名政治家的天才。敘利亞的阿姆拉(Amra)宮殿有一幅壁畫,維也納皇家研究院已經對它做過許多研究,該畫描繪的是那些被認為是哈里發的主要敵人的親王們。其中有一個親王(他的臉部已經被毀壞)的上方寫有阿拉伯文和希臘文PO△OPIKO。可是與此同時,詩中所描述的羅德里克卻信任穆斯林中的朋友,例如摩爾人阿本加文(Abengalvon),他的豪爽和忠誠與卡里翁的領主們的陰險邪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第2648-2688節)。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對於他所俘獲的摩爾人的寬容和厚道被詩人所堅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小城阿爾克索(Alcocer)的攻占,他保護了該城居民的生命,使其免遭戰爭的摧殘。

人們從一開始就感受到熙德身上的騎士精神是全民族性的,它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越了卡斯提的地理限制。 《熙德之歌》的作者並沒有繼續描述世俗的卡斯提人對萊昂王國的仇恨。不過半島東北部地區有太長的時間沒有與西北的西哥特殘餘勢力相接觸,該地區依照其自身的民族氣質迅速發展,於是便非常不同於卡斯提人或加利西亞人的氣質。的確,在《熙德之歌》中,我們無法找到任何提及"西班牙"的跡象,而在《羅蘭之歌》中,則頻頻提到"法蘭西"(達到一百七十次之多),後者被用來指稱整個查理曼帝國,根據《羅蘭之歌》的敘述,它包括巴伐利亞、日耳曼、諾曼第、布列塔尼、波瓦圖、奧弗涅、佛蘭德、佛列西亞、洛林和勃艮第。埃克斯-拉-夏佩累也在法蘭西之內,穿越比利牛斯山的旅行者[121]便可看見展現在他面前的法蘭西平原。法蘭西人是被選的民族,優於所有其他民族,上帝已經把寶劍交付給了他們。正如《路易的加冕》(路易六世)所說:"法蘭西的王冠必須被高貴地吟唱著聖歌的天使們放置在高高的地方--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應當附屬於這頂王冠--上帝命令為第一個法蘭西國王加冕--然後便命令他為其世上的衛兵。"梅南德斯•皮多爾(Menendez pidal)說:"《熙德之歌》並不是因為其所展現出來的愛國主義而成為全民族的,而是因為它所描繪的那個民族的生動圖景而成為全民族的。"普里斯科特(Prescott)在《費迪南與伊莎伯拉統治時期的歷史》一書中指出:就像荷馬史詩成為連結希臘各城邦的最重要的紐帶一樣,《熙德之歌》為某些最重大的民族記憶提供了表達方式,它深遠地影響著團結一致的民族感情。熙德感到西班牙是多麼偉大;皇帝阿豐索統治著葡萄牙、加利西亞、萊昂和卡斯提,羅德里克最持久不變和最令人感動的特性之一就是他對自己的君主的忠誠和獻身。在他被放逐之後,他仍然給阿豐索寄送禮物,與他一起分享戰利品。在和解那一幕中,這位蓋世英雄竟然在皇帝面前自願忍受奇恥大辱,"他猛咬地上的草,眼淚嘩啦啦地流了下來,他高興得難以自持"(第2022-2023節)。卡斯提的帝王是一種民族的象徵。

這種較為寬泛的愛國主義自然是從一種對國土的深深依戀中成長出來的。卡斯提情結永遠存在於被流放者的心中。如果我們想在別的地方也找出這種對家庭、國家、城鎮、本地村莊或城堡的同樣樸實和親密感情的話,那麼我們首先考慮的就是佛蘭德的伯爵,他在細察了耶路撒冷周圍的荒涼景觀之後嘆道:"上帝,神聖的瑪麗亞之子竟然生活在這樣一個荒漠地區,我簡直被驚呆了。啊,我多麼喜歡我的故鄉阿臘斯城的巨大城堡!"我們也會想到羅蘭,在所有基督徒男爵都死光之後,他說道:"法蘭西,你是最美妙的國家!"我們也可能想到奧蘭治的威廉,他在臨死前解開自己的胸襟,好讓來自法蘭西的風能夠親吻到它。

當戰士的理想和宗教的理想和諧地融合在一起時,騎士制度便達到了其成熟階段。 [122]聖殿騎士團的騎士說:主啊,榮耀不屬於我們,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您的名。 (Non nobis,non nobis,Domine, sed nomini tuo da gloriam。)我們早已表明,卡斯提人的氣質不會輕易接受神秘主義,也許可以這麼說,西班牙宗教-軍事騎士團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僅僅是出於反對摩爾人的鬥爭的需要,而且是出於不太願意接受騎士制度的極端形而上學的結果,宗教騎士團那種有紀律有組織的生活就是被故意設計來專門克服這種態度的。阿豐索十一世後來創立的"綬帶騎士團"(Order of the Ribbon),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半島的騎士制度並抵制封建思想的衰退。

博學者阿豐索十世在其適應外國習俗的不懈努力中,極力要使來自卡斯提農村的騎士具有殷勤禮貌的風度,並向他們灌輸那些他極度欣賞的封建思想。當他開始[123]修訂《七編法》中的卡斯提法律時,他規定騎士應該守貧,不應當亂開玩笑;騎士不能吃大蒜或洋蔥;他們應當把能夠陪伴在國王左右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對他們最大的懲罰就是不允許他們出現在國王的面前。但是,夢想家阿豐索追求的是皇帝的冠冕,他花了大量的資財來謀求被選為皇帝,結果傷心而死,鄉村的騎士則繼續吃洋蔥,並沉迷於其自然的幽默感中。

在西班牙如同在別的地方那樣,教會最初譴責一切參與戰爭的行為,不過一種不同的思想發展得相對較快,儘管最初的態度也常常被重申。阿爾公會議宣布革除逃兵和真心實意拒絕參戰者的教籍,可是基爾西公會議(Council of Kiersy,858年)卻發出命令:"我們必須向我們的罪行和邪惡開戰,同時要與我們的同胞保持和平";甚至遲至1514年,拉特蘭公會議還宣布:"沒有什麼比非人道的戰爭狂熱對基督徒共和國更加有害和更加災難性的了。"戰爭總是邪惡的,可是不久人們便承認它可以為贖罪的目的服務。教會調控著戰爭,就像865年保加利亞人向尼古拉一世徵詢四旬齋期間能否繼續打仗時後者所製定的規則中的情形那樣。早期中世紀的教會所強調的一點是,禁止在基督徒之間的戰爭中使用弓箭,這一決定在1139年的拉特蘭公會議中被明確地表述出來。這一結果影響到英國,因為戰爭中使用弓箭,[124]歷來為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弓箭手提供了一條謀生之路,如今這一決定恰好為卡斯提和葡萄牙的親王們所利用,不過該決定也並沒有得到這些國家的騎士的充分尊重,儘管它的效果從來沒有像在法國那樣受到低估。

聖奧古斯丁早就把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區別開來,在聖路易統治時期,芬森特•德•比亞瓦曾提出允許發動戰爭的三個條件:王侯的授權;有正當的理由;有高尚的動機。最後,軍事上的勇敢變成了值得稱道的東西,豪爽的騎士可以期盼在來世獲得一種獎賞。聖伯納德給聖殿騎士團騎士的那封著名的信函,是這一變化的最後、也許是最高尚的表達。薩利斯伯里的約翰說,軍事職業是上帝所創立的一個職業;因為和平是上帝的禮物,同時戰士帶來了和平。

軍事上的騎士制度和宗教上的修道製度,這兩種理想在軍事騎士團的形式中得到了具體化,這種騎士團在半島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而又獨特的角色。那種使騎士制度擴散於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同樣的理由,以及呼籲反對家門口的異教徒的迫切性,給了這些團體以力量,而此時它們在其他國家裡早已喪失了生命活力。無須跨越大海旅行到巴勒斯坦去參加值得稱道的解放事業。在1248年聖費迪南征服了塞維利亞之後,這種呼籲的迫切性逐漸減弱了,騎士團成了用來保存一種精神活力的工具,因為這一精神在眾多較為直接和實際的結果和利益當中正在走向衰退。

軍事騎士團的力量以及它們的社會聲望不僅建立在它們的財富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如下事實的基礎上:它們總是代表了西班牙中騎士的貴族制原則,而沒有把修道組織的功能合併到軍事組織中去的騎士--如我們從一開始時就看到的--則具有深遠的民主性。在較晚的日子裡,在14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和15世紀前大半個世紀裡,軍事騎士團必須(差不多總是)與國王或其臣僚的集權化影響和控制的手腕作鬥爭,[ 125]人們發現他們經常支持封建男爵們所發起的針對國王吸收政策的無數次叛亂,這絲毫不令人感到驚奇。這樣一種騎士團的某名成員,既是貴族又是一名騎士,他受到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的巨大力量的支持。騎士團的這種優越性最終恰恰成了自身瓦解的原因。

第一個建立在半島上的騎士團是1139年創立於卡拉特拉瓦(Calatrava)的聖殿騎士團,它隨後就被耶路撒冷的聖約翰的騎士團所仿效。聖殿騎士團建立以後五十年,聖約翰騎士團的騎士就出現在阿豐索七世所領導的征服昆卡(Cuenca)的戰場上;當其在西班牙的勢力達到頂點時,他們僅在卡斯提一處便擁有十二個會所。可是在托羅薩的拉斯納瓦斯(las Navas de Tolosa) 戰役中,他們遭到了重挫;團長戈梅斯•拉米拉斯(Gomez Ramirez)在一次遭遇戰中死去,《托萊多年代記》(Anales Toledanos)簡短地記載道:"他們被全部殲滅。"然而,該騎士團很快又得到了恢復,並在聖徒費迪南三世征服塞維利亞的過程中發揮了突出作用,這次征服瓦解了西班牙中穆斯林的勢力。此次事件之後,殘存於南方的摩爾人王國就再也沒有從斷斷續續的附庸地位中擺脫出來。半島的基督徒王侯們所面臨的問題,變成了政治的和社會的而不是軍事的,直到阿拉貢與卡斯提合併的有利時機到來、摩爾人勢力的最後殘餘堡壘格拉納達--西方的君士坦丁堡--被卡斯提和阿拉貢的聯合軍事力量攻占為止。

從較早的時期起,騎士團的活動就不僅是對外的而且是對內的。早在博學者阿豐索十世時期,我們就發現聖殿騎士團的騎士支持桑丘親王發起的反對國王的叛亂,國王為了達成一種和解,遂把弗雷蓋納爾鎮(Fregenal)移交給他們(1238年3月)。他們在首次出現於卡斯提之後不久,便在阿拉貢站穩了腳跟,並於1229年春天為征服巴利阿里群島作出了貢獻,這次征服對於地中海中的加泰羅尼亞貿易而言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因為巴利阿里群島從遠古時期起就是一個海盜出沒的中心。

到了1290年,阿拉貢地區的征服已經完成,騎士團行將消失。第二年[126]它被從耶路撒冷驅逐了出去。法國國王在第一位居住在阿維農的教皇克勒門五世的幫助下,使法國的騎士受到審訊,騎士團最後結束於在巴黎發生的可怕的一幕--當時團長連同五十九名騎士一起被活活燒死。在卡斯提組成了一個特別法庭,1310年在梅迪那德爾坎珀鎮(Medina del Campo),團長和騎士們被送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存在著不同意見,在薩拉曼卡(Salamanca) 地方議事會上這種意見對立仍然存在。對聖殿騎士團的指控被西班牙法官判為不成立,可是他們不敢違逆教皇的意志,1312年3月14日,教皇下達了一個訓喻,最終取消了這個騎士團。在西班牙就像在法國那樣,騎士團的巨大財產被沒收,如不久以後事態的發展所表明的那樣,對基督教世界中這個最強大的組織之一的毀滅性打擊,也削弱了其他的騎士團。諸如對手摩爾人的衰弱和土耳其人在歐洲其他地區的出現這類外部環境,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最終失去了有效的力量。

在13世紀前半葉期間,半島上的軍事騎士團的數量很多。其中最古老的騎士團之一也許是特魯希略騎士團(Knights of Trujillo),它創建於巴勒斯坦,並受到亞歷山大三世的批准,此人對這些騎士團特別感興趣。它是按照聖巴西爾的會規組建起來的,團中成員要穿一件白袍,白袍上係有一條紅帶子和一個類似於聖殿騎士所戴的十字架。阿豐索九世邀請那些落腳於巴倫西亞的人們前來卡斯提,並於1191年把特魯希略鎮賜給他們。在特魯希略丟失給了共同的敵人之後,該騎士團隨即消失,國王把它的財產移交給了卡拉特拉瓦騎士團,該騎士團遂變得越來越強大。亞歷山大三世還批准了蒙茹耶(Montjoye)騎士團,後者被一名西班牙人羅德里克(Roderick)伯爵創建於巴勒斯坦(1180年)。這個騎士團很短命,在二十五年之後,日益成長起來的卡拉特拉瓦騎士團便吞併了它。不過它曾在很短的時期內獲得了大量的財富,早在1180年時它就在半島上擁有了重要的地產。最初,這些騎士團成員穿著華麗的服裝,披著一件紅色斗篷,斗篷上繫著一個帶有鍊子的銀質星章;[127]後來,他們則以一件白色斗篷和一個八角形十字架為象徵。

這些騎士團均是國際性組織,不過,除了它們以外,我們還發現大量的地區性騎士團,它們被限制在某些王國里。因此,在納瓦爾便形成了各式各樣的團體,如"橡樹騎士團"、"百合花騎士團"、"柱廊騎士團";在阿拉貢則有"聖帶騎士團"和"救世主騎士團"。一些騎士團與某個城鎮聯繫在一起,例如阿維拉(Avila) ;在托萊多,我們發現有"持念珠的聖母騎士團"(約1213年),它是特別為反對異端而建立的。後面這個騎士團的一些成員曾參加過反對阿爾比異端的米尤雷(Muret)戰役。有一些騎士團並不排除婦女,在加泰羅尼亞,在托爾托薩鎮,我們至少發現一個騎士團--"戰斧騎士團",是完全由婦女組成的。所有這些騎士團均已經消失,它們通常被更加強有力的組織所兼併。

正是聖殿騎士團的一次失敗導致了卡拉特拉瓦騎士團的產生,因為在國王桑丘統治時期,摩爾人威脅托萊多--卡拉特拉瓦的前哨基地,這是一個難以防守的地方,因此被聖殿騎士團放棄了,國王便下令:把此地賜予能夠防守它的人。這時迪亞戈•委拉茲凱茲(Diego Velazquez)出現了。據說他當時是一名修士,但是他年輕時曾當過兵,因此記得"皇帝"阿豐索七世的時代。他說服了托萊多附近的菲特羅(Fitero)修道院院長雷蒙德(Raymond)領導這一防衛工作。故事說,這位院長以超人的熱情來鼓動眾人,招募到了一支20,000人的軍隊,並一舉打敗了敵人。這個騎士團隨即被建立起來,並於1164年獲得了把會規授予眾多其他騎士團的同一個亞歷山大的批准。該騎士團成員在拉斯納瓦斯(Las Navas)進行了殊死的戰鬥(1212年)。

聖殿騎士團解散之後,其西班牙會所的財產便被移交給了耶路撒冷聖約翰騎士團;可是抗議聲隨之而來,阿拉貢國王詹姆斯二世派遣一名叫做維達爾•德•維拉諾瓦(Vidal de Vilanova)的人前往阿維農的教廷去建議組建一個新的騎士團,以便接受聖殿騎士團的遺產。由於存在大量反對意見,此事被耽擱了一段時間,最後,建立了蒙提薩(Montesa)騎士團,[128]一個盾牌上刻有黑色十字架、胸前佩戴著綠色十字架的新騎士形象,很快就出現在半島上。他們就聖殿騎士團豐富的遺產的分配問題,與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騎士團的團長達成了最後的協議,這個新騎士團最終獲得教皇約翰二十二世的批准。

有關阿爾坎塔拉(Alcantara)騎士團建立的情況,在一份古老的文獻中作如下的描述。在伊斯特列馬杜拉落入摩爾人的手中之後,有一個叫做蘇耶羅(Suero)的薩拉曼卡人,決定為了服侍上帝而向敵人開戰,在九月的一天黎明的彩霞剛掛上東方的天際時,蘇耶羅及其同伴發現了一位名叫阿曼多(Amando)的隱士,他住在科亞(Coa)河附近的聖朱利安教堂裡。年輕時他曾在阿豐索的勃艮第人女婿"好伯爵亨利"的手下當差。如今他忠告他們要用宗教紀律約束自己,薩拉曼卡的主教在他們的要求下賜給了他們西多會會規(Cistercian Rule)。卡斯特爾羅德里戈(Castel Rodrigo)附近的騎士團創建地長滿了梨樹,其中有一顆靠近阿曼多的教堂的長得特別高大,這顆樹被稱作"梨樹中的聖朱利安"(San Julian del Pereiro);因此,這便是該騎士團所起的第一個名字,用來紀念他們在遇到這位好鬥的隱士時黎明的天空露出的微笑。

與此同時,卡斯提國王阿豐索九世攻占了阿爾坎特拉,他於1217年把它賜給了卡拉特拉瓦騎士團,後者不久便發現,要同時為萊昂和卡斯提兩個王國服務是不可能的。於是,阿爾坎特拉被移交給了聖朱利安騎士團,這個騎士團便以這個新據點的名稱命名自己。

在半島上的所有騎士團當中,聖雅各騎士團的勢力最盛,它曾經一度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它的起源很難以追溯。傳說是這樣的(但沒有經過可靠文獻的證實):國王拉米洛一世任命了十三名騎士去照顧在前往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路上的朝聖者。這一數目象徵著耶穌及其門徒的總數。

另外還有一個傳說在該騎士團團規的序言中被重複了多遍。根據這一版本的說法,該騎士團的建立者是十二名冒險者和罪犯,可是這種說法肯定是較晚時期才出現的,[129]它也許是被發明來給批准訓喻中的慣常文句提供一種傳奇意義的,它無非是想告訴我們,夥伴們受到"天國恩典的激勵,並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因他們所犯下的許多罪行而引致的內心痛苦"。據說,在1170年,騎士們在聖埃羅伊(St. Eloy)("霍約"或"羅約")修道院找到了一處隱修地,於是他們便隱居於此並遵守聖奧古斯丁會規,不過他們並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他們最初被發現於卡色列斯,後來被發現於阿拉里拉(Alarilla),1175年時則被發現於維勒斯(Veles)。

該騎士團的真正歷史似乎與這個官方報導有差距。在阿豐索八世動盪不安的童年時代,一些定居於卡色列斯的虔誠紳士創立了該騎士團,當時稱作"卡色列斯的托缽修士"(Freires de Caceres)。 1172年,萊昂的費迪南二世把卡色列斯賜予他們,此時該騎士團已經擴展到卡斯提。 1173年,教皇特使海耶辛茨(Hyacinth)旅行到了西班牙。在索里亞,他遇見了這個新成立的團體的騎士們,後者便向他要求教會的保護和承認。 1175年的夏天,他們終於從喜愛騎士團的亞歷山大三世所頒布的《上帝的祝禱》(Benedictus Deus)的訓喻中得到了這種保護和承認,其中,薩拉曼卡主教的說情無疑起了很大作用--如我們所知,此人也是這些騎士團的熱心倡導者。

該團體散佈於整個半島,並且擁有葡萄牙的蒙特桑托斯(Monte Santos)和阿伯蘭提斯(Abrantes),可是到了1290年,根據葡萄牙國王迪尼斯向教皇尼古拉四世所表達的願望,該團體分成了卡斯提的聖雅各騎士團和葡萄牙的聖雅各騎士團兩個部分。在莫科林(Moclin)戰役中,整個騎士團被殲滅,其殘餘部分在併入到聖瑪麗亞騎士團之後被重組,而聖瑪麗亞騎士團則由博學者阿豐索所創建,它本質上是一個海軍騎士團,這是它區別於半島上其餘騎士團的特色所在。

開始時,聖雅各騎士團維持著十三個"入會騎士"(Freiles)的數目,這十三人自願發誓信守貞節,可是在1350年以後,有一個叫埃米安達(Emienda)的替代人員很可能取代了騎士團集會中某名缺席的騎士。騎士團集會有權力廢黜團長。後來我們發現有十三個指揮官和多樣化而且數量巨大的騎士,他們中一部分擔任聖職,[130]另一部分則是俗人。最初,他們的服裝完全是白色的,後來他們採用了十字軍戰士的紅十字架。雖然半島上的居民並不是同種同質的,民族團結髮展得也很緩慢,可是他們還是代表了一種全半島的國際性態度,他們無疑有利於糾正這樣一種現象:某些基督徒王侯以冷漠和甚至幸災樂禍的態度去看待毗鄰王國受到敵人的入侵。

團規的第十章概述了聖雅各騎士團的宗教軍事理想:"永不停息地保衛你的人民、同志和慈母般的教會。再也沒有比在捍衛上帝法律當中獻出自己的生命和死於刀、火、水、被俘及任何其他的危險更為光榮和更加取悅於上帝的了。"騎士在戰場上應當是獅子,在皈依者當中應當是羔羊。他們必須放棄某些個人的權利。結婚的騎士便喪失了他們對自己地產的擁有權;他們和自己的家庭至少在名義上都變成了騎士團的財產。他們不僅在戰場上是十字軍戰士,他們還在許多方面調節著西班牙君主與西班牙的穆斯林世界及北非之間的關係。他們是第一個大規模地和長期地組織營救和贖回戰俘的組織,這一偉大的工作後來被仁慈修士會(the Monks of Mercy)繼續了下去。該騎士團在托萊多、昆卡(Cuenca)、特魯埃耳、拉斯田達斯(Las Tiendas)、薩拉戈薩、阿拉坎(Alarcon)、莫亞(Moya)、卡斯特洛托拉弗(Castrotorafe)、塔拉韋臘及卡斯提爾(Castiel)等地一共擁有十個戰俘交換所(Casas de Merced de Redencion),專門處理戰俘事宜。

與此同時,在該騎士團所享有的十字軍戰士永久地位以外,還附有重要的特權。在他們從事軍事遠征期間,其擁有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得向他們索取他們所欠的債務,他們可以出售在通常情況下不得轉讓的土地。授予邊界上的殖民者用來針對摩爾人的特權,使他們得以蔑視敵人的突襲和搶劫。他們被免除了十年的賦稅,只要他們在寬限期間之後再呆在邊界上十年。騎士團十分重視騎士的孩子們的教育,不僅為男孩提供軍事訓練,而且為女孩提供成長和婚姻教育的課程。

[131]該騎士團的財富是他們被國王所收編的原因之一。他們的財產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有權獲得財產,卻無權轉讓財產。最初,這些財產要納稅,可是從很早的時期起,國王官員的徵收就停止了。國王一直充分意識到這種體制所隱含的嚴重危險。基督教會的捐款已經被禁止了。 1138年,阿豐索七世在納熱拉(Najera)的代表會議上否定了教會團體擁有土地的權利,除非是在被國王授予一種特權的情況下。這是一種全國性的態度,這一態度在早期的《卡斯提法典》(Fueros of Castile)、《阿爾卡拉法令》(Ordenamiento of Alcala),和《王家法令》(Fuero Real)當中被多次重申,這些法典和法令是與博學者阿豐索的《七編法》同時代的東西。不過這些主張變得日益無效,騎士團的財產竟發展成為無可救藥的大地產,對於這些大地產的擁有毒害了這些機構的政治和軍事生活。騎士團集會的經濟立法便是處置這些龐大地產的持續努力。例如,1440年的烏克列斯(Ucles)騎士團集會規定,凡贖回了荒地的農民應保有和經營這塊土地。依照保羅五世的兩個訓喻而作出的兩場財產及其權利的拍賣--這絕不是最重要的--獲得了2,400,000個達卡。即使在1636年--那時團長們正在籌集一筆貸款,並正在就此事與奧格斯堡的費格爾家族(如塞萬提斯所說的"通過地產致富的富人")的帝國銀行家的代理人約翰•雅各•霍爾扎普費爾(Johann Jacob Holzapfel)及約翰•克里斯托弗•伊佛林(Johann Christoff Everlin)進行交涉--該領地的年收入也只有583,000個達卡。四個殘存的騎士團的遺留財產,在1847年的"不動產轉讓"過程中被出賣--或更確切地說,被拋棄。

[132]從很早的時期起,與《熙德之歌》中那種勤勉工作的、高效率的和人性化的騎士相並行,存在著另一類高傲的、誇張的、神秘卻又目無宗教的、不實際卻沒有理想的騎士,這後一種騎士精神,在自從18世紀哥特式複興以來至前拉斐爾主義的矯揉造作的時代裡,曾經受到形象化的喜愛者的欣賞,而這些人缺乏的正是歷史知識。

熙德這一人物本身就經歷過這一變化。早在《熙德的青年時期》中,他就被描述成一個惡魔般的青年,他虐待自己的父親,侮辱自己的國王,國王也不無根據地說,羅德里克是一名罪人(pecado) ,一個魔鬼。

一些非卡斯提的和非半島的影響在起作用。 13世紀的年輕人借用了源自法國和普羅旺斯的理想,並受到了查理曼及其同伴們的榜樣的激勵,後者的英雄業績在西班牙的《蒂爾潘年代記》(Chronicle of Turpin )中得到了讚美,該書最有可能寫於12世紀時的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此書繁衍了無數的新作品,其中包括《貴族故事:羅馬的卡羅麥納斯國王與塞維利亞女王》(Nobel cuento del emperador Carlo Maynes de Roma e la Buena emperatriz Sevilla)--該作品只能在埃斯戈雷爾(Escorial)圖書館的手抄本中才能看到--《恩里克的故事》(Historia de Enrique, fi de Oliva,塞維利亞,1498年)和《卡羅•馬格諾和十二個貴族的故事》(Historia de Carlo Magno y de los doce Pares,1525年),以及其他許多作品。

14世紀時,《馬蒂爾•德•布列塔尼》(Matiere de Bretagne)中的凱爾特人浪漫主義早已在加利西亞和葡萄牙紮下了根,這些地區的民族氣質有利於這種個人主義和感情衝動的生活觀的成長;凱爾特人的浪漫主義很快抵達卡斯提,並充塞著每一個男女的想像力,直到沒有一個隨營人員不夢見到圓桌騎士,包括埃里克(Erec)、高文或蘭斯洛特等,沒有一個情人不希望仿效特里斯坦(Tristan),沒有一位姑娘不渴望擁有伊舍維特(Iseult) 那充滿激情的愛情或俄里阿納(Oriana)的完美。許多高貴的葡萄牙人為自己的女兒取名伊舍、傑娜瓦拉或維維阿娜,為自己的兒子取名[133]特里斯陶、蘭卡洛特或珀西佛, 儘管在14世紀以前的卡斯提,很少人提到凱爾特人的故事。這些浪漫主義來自蒙茅斯的杰弗裡的通俗拉丁文年代記,它敘述了莫爾林的故事,以及亞瑟王如何與凱爾特人的世仇薩克森人進行惡戰。從博學者阿豐索--他在自己的詩作中提到了特里斯坦--開始,人們對於這種浪漫主義的騎士形像變得越來越熟悉,並日益發展成為一種對於豪俠愛情及榮譽追求的激情。像《卡斯提的財政大臣》(Grand Chancellor of Castile)一書的著名作者彼得•羅皮斯•德•阿亞拉(Peter Lopez de Ayala)這樣嚴肅的一個人物也承認,他在年輕時曾經被這一潮流沖昏頭腦,那時他反复閱讀了《湖中的蘭斯洛特》(Lancelot of the Lake)。有一個用西班牙語寫成的早期特里斯坦殘篇,該文獻署上了一個假的騎士名字"西法"(Cifar),它大概是在1299年到1305年之間的某個時期裡寫成的,這個文獻的改編本具有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它混合了騎士精神的、宗教說教性的和理想化人物傳記的幾種要素。

到了12世紀中葉,熙德式的那種樸實和艱苦戰鬥的騎士,至少作為半島的一個重要像徵,已經再也不是一個理想了。 "皇帝"阿豐索七世的宮廷,成了整個歐洲最華麗的處所,被認為是其他所有宮廷的模式;有一首被認為是腓特烈•巴巴盧莎所作的小曲唱道:

它是騎士的宮殿,

也是加泰羅尼亞的贈品,

在華麗的宮牆內,

樹立著卡絲特拉娜的庭院。

在這裡,熙德那些高貴而質樸的朋友不會獲得客氣的接待,女士們恐怕也不願面對他們,她們會譏笑這些喜愛冒險的騎士用一種異域的格調來顯示自己的勇猛。在這個世界裡,婦女不再像是唐娜•西莫娜(Ximena)或熙德的那些優雅沉默的女兒們。她們就要被策馬冒險的騎士抬高到一個充滿浪漫主義完美的虛假而又荒蕪的天堂上去,而這些騎士們則在時尚的支配下乞求自己的女人。熙德曾經從如下想法中找到力量: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正在看著自己從巴倫西亞的城牆內殺出戰場。 [134]而如今,愛情已經變成了一種感官享受,它被一種迂腐的儀式所環繞,這種儀式在15世紀的色情詩歌中達到了頂點,此類詩歌用平庸的筆調充塞著《巴恩娜歌集》(Cancionero de Baena)。

如果愛情和女人在某種意義上變得更加微妙、個性化和有趣,那麼戰爭就變得戲劇性和千篇一律了。熙德的戰術和策略充滿著變化,而後來的傳奇則充滿著古怪的衝擊、不斷重複的超人力量和勇氣的玄耀,這些無疑使讀者感到厭倦,使軍事史家感到震驚。騎士正在變成某種騎士遊俠,許多西班牙紳士(Caballeros)均在國外遊歷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亞歷山大•康米努斯早就僱傭過一個叫古斯曼(Guzman)的萊昂騎士為自己服務。加泰羅尼亞人繼續他們對巴爾幹半島的聲勢浩大的遠征;無數的冒險家在法國和德國比武和戰鬥,直到赫爾南多•德爾•普爾加爾(Hernando del Pulgar)能夠坦率地說,比起帶著同樣高尚的目的翻越比利牛斯山來到半島的外國人來,有更多的西班牙人北上探險。這並不是與外國騎士的惟一接觸。黑王子及其英國騎士、杜蓋克林及其法國同伴、加利西亞的高因特的約翰、英國女王和紳士們都為這一變化作出過貢獻,儘管他們的影響無疑被誇大了。即使在一個很早的時期裡,王室成員與外國人的聯姻就頻頻發生。阿豐索六世有過五個妻子:第一個妻子伊娜斯(Ines)是阿奎塔尼公爵圭多的女兒;第二個妻子康斯坦茨(Constance)是勃艮第的羅伯特的一個女兒;第三個妻子貝爾莎(Bertha)來自托斯卡納,他最後的兩個王后伊莎貝爾(Isabel)和比婭特里絲(Beatrice),似乎都是法國人。

有關冒險騎士,也許再也沒有比唐•彼得•尼諾(Don Peter Nino)的生平更好的例子了,此例雖然浪漫,卻受到一種卡斯提公共意識及大眾智慧中的自鳴得意所不斷調節,此人的生平被其侍從古鐵蘭•迪亞士•德•加梅斯(Gutierre Diaz de Gamez,1379?-1450年)描述於一個年代記當中,該年代記名為《維多利亞爾》( Victorial)。他告訴我們有關其主人的早期教育,[135]有關他最初的軍事業績,以及他在法國水手查理•德•薩佛伊西(舍巴西爾)的陪伴下用三艘大帆船遠征英格蘭的故事。他們首先攻打康沃爾(科牛亞拉),不過法國人的精明使唐•彼得無法在法爾茅斯(法爾繆爾)登陸,另一名布列塔尼水手後來就在這裡得到了熱情的接待。波拉繆爾(即普利茅斯)的大砲是非常難以對付的,不過在波特蘭,襲擊者卻取得了成功,儘管他們也遭遇到了猛烈的抵抗。年代記說,當地的居民都是一些窮人,他們大部分人攜帶著婦女兒童跑到該島的天然洞穴裡去避難。法國人開始點火焚燒他們的房子,可是"卡斯提人不想這樣做";相反,他們阻止人們繼續縱火,因為島上的居民都很可憐。他們知道,"以寬容對待弱者,以強硬對待強者"是他們船長的願望。在普拉,人們不顧莫森•查理的忠告發起了一次戰役,在經過了許多困難之後,這場戰役以西班牙人的勝利告終,西班牙人奪回了著名的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的聖瑪麗亞十字架,英國水手曾經把它從加利西亞的聖龕上搶走。唐•彼得想撤退到法國去過冬,不過在這樣做之前他先訪問了安托那(南安普敦Southampton),在那裡他差一點把一艘熱那亞船隻燒掉,以為它是英國人的戰利品。只是在船主們的懇求下他才沒有那樣做,這些船主向他指出了熱那亞共和國與卡斯提國王的傳統友誼,他們還說,他們並沒有使船隻落入到英國人手裡,因為國王早已命令把它歸還給他們。倫敦"似乎是平原上的一個大城市",座落於阿爾塔米薩(Artamisa)河畔上。西班牙人一登陸,"便立刻擁來了這麼多的弓箭手,於是他們不得不被迫急忙沖向大海"。

唐•彼得回到了法國,他在塞里豐泰納(Serifontaine)城堡(他稱它為"吉拉豐泰納")度過了一些日子,該城堡屬於法國艦隊司令雷諾•德•特里( Renaut de Trye)。德•特里先生年事已高,他娶了一名法國最漂亮的女人為妻。不用說,唐•彼得墮入了拉•阿米拉拉夫人(Madama la Amiralla)的情網,後者在這位西班牙騎士的眼裡,似乎是來自他記得極其清楚的那些騎士傳奇中的一個幻影。 [136]這是一位必須用豪俠行為加以征服的美貌女士,就像在巴黎的比武大會上他征服了每一個對手那樣。城堡裡的生活得到了詳盡的描述。該女士及其侍女很早就起床,她們來到附近的一個樹林裡,侍女中有人拿著祈禱書,有人拿著念珠;她們一起坐下來先是朗讀聖經的祈禱文,然後默禱;祈禱完畢後,她們採摘小花和紫羅蘭,然後她們通常會去大殿聚談一番,並到小禮拜堂聽彌撒。早餐以後,該女士會在騎士和紳士們的陪伴下騎一會兒馬。他們又一次採摘花草,並傾聽小鳥啼鳴聲、風吹樹林的呼嘯聲以及民謠的哀怨聲。接踵而來的是午宴,伴隨著大量的儀式,午宴結束後是舞會,這位城堡女士與唐•彼得一起跳舞。在短暫的午睡之後,每一個人都會去打獵,該女士騎在漂亮的馬上,她的手套上還站著一隻高貴的獵鷹。打獵結束之後,便會在草地上安排一場戶外野餐,並有歌聲和鮮花為伴。

可是這位艦隊司令的夫人與他的戀愛關係只維持了一個季節,儘管唐•彼得併沒有很快就忘記了她。他回到了西班牙,與葡萄牙王子唐•約翰的一個女兒貝亞特麗斯(Beatrice)發生了關係,他們秘密地結了婚;他們經受過一段時期的失寵,直到1421年國王約翰二世把他召回到宮廷,並授予他布爾納(Buelna)的伯爵爵位。

考察一下迪亞士•德•加梅斯如何概括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民族性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英國人在性格上是一個與其他與之發生摩擦關係的民族非常不同的民族。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為這種獨特性在其祖先那裡就天生地存在著;其次是他們生活在一個富含物產和金屬的國度裡;再次是因為他們許多人均生活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空間裡,我的意思是說,人口非常多,儘管島嶼也較大。他們說,在這個國家裡,死亡率低,莊稼很少歉收。此外,他們被大海所環繞,由於這一原因,他們不懼怕任何人。""法國人是一個高貴的民族;他們聰明、博學,精通一切與良好教養、殷勤禮貌和風雅有關的事情。他們在穿著上敢於自我展示……他們[137]喜歡取悅於和極大地尊重一切外國人;他們知道如何讚美和極大地稱頌高尚業績。他們並無惡意;他們能忘掉憂慮……他們談吐禮貌而又優雅;他們非常快活,喜愛愉悅,並熱心地去追求它。男女兩性均願意為愛而付出,並為這種愛而自豪……這些品質本身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他們國家的氣候依賴於一顆被稱作維納斯的星……"足夠奇怪的是,存在於西班牙人的想像中的騎士傳奇的國度,是英國而不是法國。英國是亞瑟王及其圓桌騎士的故鄉。英國還為威爾士的阿梅迪斯的冒險提供了儘管朦朧卻很迷人的背景,當腓力--當時還不是西班牙的第二號人物--來到英國迎娶瑪麗•都鐸時,少數被挑選出來陪伴他的紳士在參觀了鄉間別墅的園圃後便進入了心醉神迷的喜悅狀態,因為這些園圃使他們想起了描寫騎士的小說;他們在這些園圃裡看到了亞瑟王的騎士們的圓桌,他們在溫徹斯特時看到了它,他們錯誤地或禮貌地相信它是真的;他們還目睹了英國鄉紳的女兒們騎在馬背上無人陪伴的令人驚奇的景象,她們就像男人一樣自行駕馭自己的座騎,好像是剛剛從侍童的看管下逃脫出來,這類侍童、侍女和女僕常常充斥著傳奇故事。可是在不久之後,他們卻發現這裡的豬肉和啤酒味道不佳;這裡的女人在近看之下也令人失望,最後,他們中的一人在一封信中寫道"他寧可呆在托萊多王國的荊棘叢中,也不願處在阿梅迪斯的樹蔭底下。"

在15世紀下半葉期間,[138]許多原因首先引起騎士理想的衰弱,然後是導致它的死亡,最後則造成了它以一種新的方式再生。在夢幻般的豐功偉績當中就已經隱含著死亡的巨大痛苦,這些豐功偉績日益變得枯燥乏味,並發展成為某種瘋狂,例如騎士蘇維洛•德•奎隆斯(Suero de Quinones)的情形就是如此,他為了解除在自己脖子上戴一個鐵項圈--這是他為自己所喜歡的女士效勞的象徵--的誓言,竟然與自己的伙伴一起對通過一條橋樑而來到的所有人動起了刀槍。

騎士制度藉以用其浪漫裝飾和奇異而又憂鬱的自覺性來作自我展示的最後場合,是由卡斯提與阿拉貢的合併提供的,這一事件通過兩國君主聯姻的形式,在他們的軍隊把摩爾人的殘余政治力量全部驅除出半島時達到了頂點。

托萊多大教堂裡唱詩班坐椅上的雕刻--五十四幅系列浮雕構成為坐椅的後背--生動地解釋了當時的編年史家迪亞戈•德•瓦勒拉(Diego de Valera )、阿豐索•德•帕倫西亞(Alfonso de Palencia)、費爾南多•德爾•普爾加爾(Fernando del Pulgar)和安德烈斯•貝爾納爾德斯(Andres Bernaldez)等人所描述的這些偉大事件。這些浮雕是在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大主教兼樞機大主教唐•彼得•岡扎雷斯•德•門多薩(Don Peter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主持下,由一名德國藝術家於1489年開始創作的。無論這位德國人所刻劃的設防城鎮有多麼去摩爾人化和北方化,他還是使自己適應於西班牙慣常流行的現實主義標準。它們所敘述的故事就是變成為一種儀式展示的騎士故事,完全被用來充當一種被征服城市的鑰匙交出儀式,這是一種被技師和砲兵的新技術削弱了實際效能的軍事禮儀。在大部分浮雕上面,都有關於砲兵點火射砲的描述。在阿爾哈馬(Alhama)的征服中,在阿羅拉(Alora)的陷落中,在隆達(Ronda)和莫科林(Moclin)的征服中,在其他許多戰役中,在安達盧西亞征服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中,大砲都是決定性的因素,藝術家很清楚地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這一珍藏品的歷史價值是巨大的。在這組浮雕中,國王阿拉貢的唐•費迪南以各種不同的裝飾出現過三十多次,[139]有時穿著甲胄和王室披風,戴著頭盔,有時則戴著禮帽或王冠,以歐洲人的時尚騎在馬上,有時則模仿了摩爾人的舉止--在西格勒拉(Higueruela)戰役之後,這種行為舉止受到西班牙人更加廣泛的採納。人物肖像出現次數較多的還有:天主教女王伊莎伯拉、樞機主教門多薩、葡萄牙國王唐•阿爾瓦羅(Don Alvaro);還有卡布拉(Cabra)和坦迪拉(Tendilla)的伯爵、格拉納達的國王鮑波迪爾、該國王的叔父埃爾•扎嘎爾(El Zagal)、馬拉加的保衛者哈米特•埃爾•基格里(Hamet el Zegri)、殺人兇手阿伯拉西姆•阿爾基爾比(Abrahim Alguerbi);還有遠征隊的真正領導人加的斯的侯爵;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還有里瓦斯伯爵(Earl Rivers ),他前往西班牙並參與了基督徒的軍隊,部分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部分是出於自己的愉快心情,根據編年史家瓦里拉(Valera)的說法, 他在進攻洛加(Loja)期間表現得相當豪爽,他在那裡"打碎了三顆牙齒,並犧牲了二十個人"。當國王派遣一名使者去對他的受傷表示慰問時,他回答說,比起在為國王陛下服務的過程中國王所賜予的東西而言,三顆牙齒算不上是太大的損失。

1492年1月3日,格拉納達被攻克。有許多對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描述,其中之一是一名作為目擊者的法國人所作的描述,該描述被收進著名的《歷史之海》(La Mer de Histoires)一書中。有六百個人質被集中在基督徒營地裡,古鐵拉•德•卡爾德納斯(Gutierre de Cardenas)佔領了阿罕布拉宮和格拉納達的其他要塞,並把十字架放在塔上的最高處;"這個十字架被舉起了三次,每次被舉起時,住在城裡的異教徒摩爾人便哭泣、呻吟、悲鳴,十分傷心……傳令官從塔上大喊:'聖地亞哥、聖地亞哥、聖地亞哥;卡斯提拉、卡斯提拉、卡斯提拉;格拉納達、格拉納達、格拉納達;為了最高和最強大的領主、西班牙的國王和王后唐•費爾南多和唐娜•伊莎伯拉,依靠上帝和榮耀的童貞女聖母以及有福的聖雅各的幫助,依靠我們最神聖的教父英諾森八世的幫助,依靠夥伴們、教士們、騎士們、貴族們和整個王國的協作與忠誠,他們贏得了格拉納達及其軍隊所及的一切土地。'"

[140]"當傳令官停下來時,整座塔就像是在大砲的隆隆聲中晃動,這是喜悅和勝利的標誌。接著,我們聽到喇叭聲、號角聲和各種軍樂聲,它們表達了我們喜悅的心情。"

傳令官不僅僅宣布新月旗在西班牙的最後降落。他的話是在騎士制度死亡的那一天講出來的,在文藝復興期間,騎士思想經受瞭如此明顯的質變,以至於我們應當尋找的是一種反應和反差,而不是連續性。卡斯提里歐尼(Castiglione)的《廷臣》(Cortegiano) 一書由詩人博斯坎(Boscan)翻譯成西班牙語(1534年),這個經典的翻譯本是帝國時期西班牙散文中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它深深地影響著教育和道德思想。

然而,文藝復興的理想曾經是一種不顧後果地抬高人物潛能的和自我表達的理想。一代人之後,反宗教改革的開始粉碎了短命的樂觀主義。 17世紀時,受到叔本華高度讚賞的悲觀主義者、耶穌會士巴爾塔薩•格列西昂(Baltasar Gracian,1601-1658年)引申出了現代紳士的輪廓。他採用克制、鑑賞力和意志力的教育而不是智力發展等措施作為指導性原則。他把個人與個體區別了開來。這種現代紳士的思想也許是西班牙為人類遺產所作出的三大貢獻之一。我把辨認其他貢獻的任務,留給讀者自己去完成。[/size][/font][/color]

cez3dc8m 發表於 2018-9-30 08:48 PM

唔錯唔錯, 謝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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